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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去几年，改组学校的工作的速度很慢，而且改组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
退学现象很严重，学校改组工作往往是“徒具形式”
，“只是更换招牌而已”
。
这次改革持续到1964年，没有取得成功，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严重地降低了中学的教学质量。
比较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就可以看到，虽然知识教学的时间并没有减少，但由于生产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只好增加每周上课时数并减少学习某些普通科目的时间，其结果是原来已经沉重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不少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中途退学的比率很高。
例如，1962年退学的学生达到50万人（参见《教师报》，1963年10月5日），农村地区学生退学率高达50%（参见《教师报》，1962年4月10日）。
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跟不上。
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
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提供高质量的新生。
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
格涅多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
特别是高年级到工厂去生产实习，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往往是站在工人背后，看着老工人工作，或者被分配去做“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认识意义的偶然性工作”
，有时竟用来“进行自我服务，收集废金属和废纸”
（《国民教育》，1963年第7期）。
二是学校职业训练的专业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不对称。
学校确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对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但是学校无法得到这种需要的可靠资料，因而学校在决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时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和青年们的爱好。
结果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多，另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足，因而有些毕业生虽然希望按照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作，但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另一些毕业生则不愿意按照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专业去工作。
据调查，在新西伯利亚省1963年中学毕业的总人数中，按照生产教学的专业就业的仅仅是所有毕业生的11%（参见苏《哲学问题》，1965年第5期）。
这样，国家仍然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为这些经过职业训练的青年进行再训练。
三是缺乏生产教学的教师，这也是职业训练落空的重要原因。
第三，生产教学和劳动与知识教学脱节，既没有真正做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同时又拉长了中学的修业年限，造成在苏联已经紧张的劳动力更加紧张。
生产教学脱离开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往往把它看作只是让学生获得某些工作的操作方法。
在劳动课上不利用学过的科学基础知识。
阿法纳先科在报告里说：“生产教学的大纲中充塞着许多为掌握所选专业并非必须学习的材料。
这样就人为地拖长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而拖长了中学修业的年限。”
（参见《教师报》，1984年8月13日）莫斯科的中学校长们曾为此集体给报社写信，说：“有些技能是多少受了一些教育的青年用三四个月就能够学会的，现在则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教他们，这是否合理呢？应否教给学生们确定无疑从事的专门技能呢？”
（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1月18日）
教学质量的降低和职业训练的落空，使一些教育家们怀疑在普通中学进行职业训练的必要性。
1965年3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院士在全院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公开地说：“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
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
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
（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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