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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大家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进行了反思。
在反思中，大家达成了共识：道德具有继承性。
然而，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在“**”
中曾经受到批判，那么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德育要如何改革?限于当时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可借鉴的国外经验不多，所以“寻根”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因此，从1980年起，学者们就开始探索我国古代的德育思想。
这种探索由最初的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德育思想，发展到后来全面探索我国古代的各种德育学说。
这种“寻根”
情结一直伴随我们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寻根”
研究转化为传统德育思想研究，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内容也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孔子等人的德育思想，而且涉及墨家、道家、佛家和法家等的德育思想。
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遗产、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世界中更好地凸显中华民族的道德特质是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者一方面反思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与进行“寻根”
研究，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国外德育理论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国外德育思想和德育理论的介绍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相对来说，在1992年以前以翻译和介绍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人们思想解放程度的影响，在学习国外德育思想和德育理论方面，我国学者首先选择了与我国制度相似的苏联的有关成果。
当时我国学者主要介绍苏联的德育思想，特别是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1984年以后才开始介绍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德育思想和德育理论。
这一时期的主要论文有：
毕淑芝：《苏霍姆林斯基论小学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载《比较教育研究》，1981（5）。
杜殿坤：《苏霍姆林斯基论道德教育》，载《湖南教育》，1982（1-10）。
陈希莲：《苏联教育学家论学校道德教育问题》，载《现代教育论丛》，1983（3）。
陈会昌：《苏联德育心理学研究概述》，载《心理学报》，1983（1）。
魏贤超：《价值澄清学派的道德教育学说》，载《比较教育研究》，1984（4）。
陆有铨：《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载《教育研究》，1984（10）。
孔棣华：《新加坡的道德教育》，载《课程·教材·教法》，1985（4）。
魏贤超：《认知派德育理论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载《比较教育研究》，1985（3）。
岑国桢：《西方儿童道德发展的“模式论”
与“情境论”
述评》，载《教育研究》，1985（2）。
魏贤超：《社会学习理论家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载《比较教育研究》，1986（6）。
木原孝博、钟启泉：《主要道德教育学说述略（上、下）》，载《外国教育资料》，1987（4、5）。
魏贤超：《人本主义道德教育思想述评》，载《比较教育研究》，1988（3）。
戚万学：《杜威道德教育理论初探》，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2）。
苏立增：《英国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载《外国中小学教育》，1988（6）。
戚万学：《当代欧美几种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评介》，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2）。
邓才彪：《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述评》，载《比较教育研究》，1989（2）。
岑国桢：《认知发展理论的道德教育》，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冯增俊：《科尔伯格学校道德教育实践述评》，载《现代教育论丛》，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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