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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物色十来个人，对宪政有研究的做你的帮手。
至于办事机构嘛，就叫官制编纂馆，地点在哪里合适？”
“那就在朗润园好了，那里离园子近，开会集议也方便。”
朗润园在海淀，是三进院子，离颐和园很近，军机处、内阁经常以此为议事之地。
奕劻点头表示同意：“朗润园地方宽绰得很，你们不妨就住那里，无论议事还是太后召见都方便。
外洋宪政，讲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如今成立议院立法还谈不到，你们先就行政、司法官制分别编纂。”
“编制馆除了懂宪政的起草委员，最好再设两名提调。”
“你看谁合适，物色好了列个单子。”
奕劻又扫视众人一圈说，“诸位有合适的人选，不妨向慰廷举荐。”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立即筹划官制编纂馆的人员。
两名提调，一个是浙江杭州人孙宝琦，曾任驻法兼驻西班牙公使，是最早提议实行宪政的官员，去年才回国，如今担任顺天府尹，他是奕劻的姻亲；另一个是杨士琦，此时任商部左参议，刚被袁世凯推荐接替吴重熹，出任会办电政大臣。
具体官制编纂人员，袁世凯列名的有二十五人之多，新旧派人物都有，但实际捉刀起草的不超过十人，都是日本留学归国人员或者曾任驻外使馆人员，其中尤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汪荣宝、陆宗舆，东京政法大学毕业生曹汝霖，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章宗祥最为活跃，人称四大金刚。
而其他的编纂人员，不过是奉命修饰文字而已。
袁世凯如此布局，就是给人一个编纂馆新旧兼蓄、包容博采的印象罢了。
这些从国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年轻气盛，以为宪政必行，兴致很高，全部住在朗润园，通宵达旦，参照外洋三权分立的精神，起草说帖，随时交给两提调，两提调修改后立即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则亲自捉刀，最后核定。
编纂大臣十七人，孙家鼐以病为由没有参加，对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有意见的当然不只铁良一人，但都冷眼旁观，以为此时争议也无用；没有意见或者并不关心的当然更无话可说。
所以铁良说完，会场趋于沉默。
奕劻见状便道：“厘定官制我无成见，务请诸公各抒己见，详慎厘订，总求尽善尽美。
今天的稿子并非定案，将来还要反复斟酌，然后才奏请圣裁。
各位若有意见，像宝臣一样当面指陈最好，或者事后写说帖都可。”
奕劻的意思是想让大家说话，但他这样一说，众人反而更不说了，第一次集议半天不到就散了。
接下来编纂各部官制，参照日本，实行专任分职，每部设一部长两次长，不分满汉，凡为部长，皆是专职专任，不能再兼任其他与部务无关的事项。
再就是对现有的各部进行裁并更设，厘定名称。
“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理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暂时隶属于此；刑部为司法、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农工商，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拟正名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
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船、铁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
厘定归并后的内阁，计有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一部。
孙家鼐拍着床板道：“子玖，你给我传句话，只有巨贪大奸才憎恨都察院，谁要撤都察院，谁就是巨贪大奸之辈！”
朗润园的袁世凯对外面的风声略有所闻，却不以为意。
清流言官最成气候的时候就是甲午战前，以翁同龢为旗帜，交章弹劾，指责李鸿章避战求和。
后来如愿以偿中日开战，却以大清惨败告终，清流声誉大受影响，不少人闭门自省，也不再风头尽露。
戊戌年反对变法，又出了一阵风头，但两年后两宫逃往西安，朝廷又下旨推行新政，被推翻的不少新政又得以推行，因此守旧的清流言官又受一次打击。
袁世凯初任山东巡抚时，曾受到清流交章弹劾，结果是朝廷更加信任，改署理为实授，由此袁世凯对清流言官更形轻视。
“四弟，外面对你意见可不小。”
这时徐世昌前来拜访。
“什么意见？既然要行宪政、改官制，当然不能换汤不换药。”
徐世昌把坊间的种种传闻说给袁世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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