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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有为一而再亲自上书或通过支持维新的御史、翰林上书，提醒光绪各级不能速办，是因为有顽固派，与维新势不两立，“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
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
唯一己之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
朝廷必使用赏罚之大柄，严惩守旧之徒”
。
他认为变法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和停滞，“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
。
如何应对反对意见，他认为最有效办法，是请光绪御门誓众，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皇帝与大臣们在乾清门共同宣誓，就能使内外臣工尽弃旧习，彻底变法。
最为疯狂的是，他在以杨深秀的名义上《请御门誓众，更新庶政折》中，说当年赵武灵王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公叔成，秦孝公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甘龙，日本天皇为了改革罢免了幕府藩国，俄国彼得大帝为了实行改革而诛杀了近卫大臣。
所有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使改革大见成效。
这份奏折传出来，众官员都传，康有为鼓动皇上诛杀近卫大臣！
这时候康有为的好友御史文悌上了一个《严参康有为折》。
文悌是正黄旗人，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是满人中知名的维新派，与康有为交往十分密切。
文悌此时参劾康有为，一方面对康有为四处托人甚至为御史捉刀自荐的行为不屑；再就是康有为曾经让他鼓动御史伏阙痛哭，力请变法。
文悌认为此举有结党之嫌，没有做。
最主要的是两人在变法的思路上也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康有为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看不惯，“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按文悌的说法，他是看不惯康有为所为才具折弹劾；但康有为则认为，他是受许应骙的唆使而出头。
光绪相信康有为，下旨说文悌受人唆使，不胜御史之任，退回原衙门。
御史退回原衙门，例不补缺，不派差，与革职无异。
康有为鼓动御史参劾大员未受任何处分，文悌参劾康有为却被免职，为文悌不平者大有人在。
也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康有为一伙狗咬狗。
这时，受到光绪表彰的变法模范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具折参劾康有为。
陈宝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他主政下的湖南变法新政成效颇著，被康有为引为同道。
而陈宝箴参劾康有为主要问题出在《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著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变法理论依据，论证孔子是极力提倡并践行变法者。
他考据牵强，甚至不惜作伪，令正统士子所鄙视，而他倡导民权、抨击封建纲常，不但思想守旧的大臣不能接受，就是热心变法的陈宝箴也不能接受。
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奏请光绪让康有为自毁其版。
维新派之间的纷争还在继续。
当时上海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民报《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的大量文章正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康、梁也对该报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
自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没得到升迁，而他的弟子梁启超也没有得到升迁。
为给弟子谋个好点的前程，也为变法创造舆论载体，康有为策动宋伯鲁上折奏请将《时务报》收为官办，报社移到北京，由梁启超主笔。
光绪让老师孙家鼐议复，结果孙家鼐建议干脆把康有为派到上海去督办，光绪竟然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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