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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写书。
买书、读书、搬书当然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借助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来从事自己的研究。
研究的结果除了论文就是书。
与买书、读书和搬书比较,写书远为艰苦,但这种艰苦却会被出书时的喜悦所冲淡。
记得我从1986出版处女作《思考与超越》以来,迄今已出版个人专著11部,其中的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了。
自从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以来,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新见的著作和论文决不拿出去发表。”
前两年,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抬举,把我和骆玉明教授确定为“签约作者”
,意思是:我们写什么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可以出什么书。
这个消息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其他出版社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俞吾金,你还能给我们写书吗?”
“当然能”
,我说,“我完全是自由的。”
事实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并没有正式与我们签约,但出版社的诚意使我很感动。
在做系主任期间,我欠了一屁股书债,卸任后,总算有时间来偿还债务了。
唉,真是说不尽的书缘!
在德国逛书市
书呆子逛书店,当然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令我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这种书呆子习气在德国竟然达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
[3]
歌德大学的所在地法兰克福是个商业性的城市,其商业活动的活跃气氛也在离市中心不远的歌德大学校园里反映出来。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许多书商在大学食堂周围的空地上摆起了流动书摊。
一到中午休息的时间,这些书摊前便挤满了人,其中大多数是本科生、研究生,少数是教师。
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流连忘返于书摊之前。
书摊上陈列着由各种不同的文字写成的书,如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也有用中文写成的书。
当然,大量的书还是用德文写成的。
这里既有刚出版就流入旧书市场的新书,也有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出版的珍本。
书商们大多有文化修养,有的甚至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或懂几门外语。
他们开出的书价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也有少数极有价值的书会滑过他们的眼皮。
有时候,当我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卖得十分便宜而又极有价值的书时,那种突然袭来的惊喜的感觉似乎不亚于淘金者之骤然发现金砂。
我差不多天天去大学听课或到哲学系的图书馆里去看书。
中午,在大学食堂里吃完午饭,照例是在书摊前消磨一段时间。
我留心的当然主要是哲学书。
德国不仅是诗和音乐的王国,也是哲学的王国。
从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天空一直是群星璀璨的。
当那些平时在国内几乎见不到的哲学大师们的著作映入眼帘时,那种强烈的**是可想而知的。
起先,考虑到囊中羞涩,我的收书计划是很小的,后来实在敌不过那些书籍的**力,收书计划膨胀得越来越大,像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叔本华、布洛赫、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几乎都收了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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