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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再认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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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问题也是对“**”
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然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重提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理论上还远未得到澄清，而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也常常被误解为“斗争哲学”
和“整人理论”
的同名词，甚至被用来为一些非人道的现象辩护。
这些情况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并给出新的说明。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澄清，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以下三方面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而引起的。
“两个马克思”
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问世后，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两个马克思”
（即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学说也应运而生，不胫而走。
朗兹胡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西方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而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并把两者尖锐地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了“回到青年马克思去”
的口号。
与此相反，阿尔都塞等西方学者则对青年马克思《手稿》中的主题——人道主义与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青年马克思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内。
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这一理论作为“科学”
与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判然有别。
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
。
乍看起来，朗兹胡特等人的见解与阿尔都塞等人的见解截然对立，其实，细细地考量下去，就会发现，它们的共同理论前提是把一个马克思分裂为“两个马克思”
，并使之尖锐地对立起来，而在进行这种分裂活动时，他们又确立了下面两个简单的等式：一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非人道主义的，甚至是反人道主义的（阿尔都塞语）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简单的等式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人们竟然忽略了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追问：一是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否已经蕴含着超越传统的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某些思想酵素？二是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否仍然保留着马克思对西方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的认同和传承？事实上，只有对这两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从而中止对马克思思想的分裂行为，才能从正确地解答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的学说是极为丰富的，蕴含着远比传统人道主义学说丰富的思想酵素：
其一，青年马克思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痛恨普鲁士专制政府，向往自由和民主。
青年马克思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政治论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开始就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性及参与政治事务的巨大热情。
在1843年5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既然我们已经沦落到政治动物世界的水平，那末更进一步的反动也就不可能了。
至于要前进，那么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
[2]马克思这里说的“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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