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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模式，在现象世界的范围内，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游戏方式，如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等等，但这些游戏方式并不存在共同点或共同本质，存在着的只是某些相似性。
维氏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familyresemblances）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
——我要说：‘各种游戏’形成了家族。”
[8]平心而论，这种“反本质主义”
的理解模式强调了同类现象在细节上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如下的思维习惯：在同类现象中只注意共性，不注意差异。
如只注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都是军事家（本质），但完全忽略了两人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异。
毋庸讳言，“反本质主义”
的理解模式在使思想避免凝固化和僵化方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从这种理解模式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现象世界中，可以存在无本质的现象，那就变得很荒谬了。
众所周知，在任何语言中，一旦人们用某一概念去命名同一类对象，这一概念便成了这类对象的本质。
如果不存在本质，这样的概念乃至整个语言系统都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维氏试图用“家族相似”
的概念来说明不同游戏之间的相似性，但只要一用这个概念去解释其他的现象，它马上也会被本质化，因为它显示出同类现象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人们只要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反本质主义”
的概念，这一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本质化了。
反本质主义自身的本质化，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生活世界和语言自身的辩证法使然。
质言之，本质与现象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人们就无法对生活世界做出合理的说明。
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上，需要的是一种双向式的思维：一方面，要从丰富的、杂多的现象出发去追寻本质；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从本质的抽象性出发，溯回到现象世界的丰富的杂多性中间去。
在这方面，萨特的“前进—逆溯”
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由于当前的哲学、文化探讨与辩证思维方式的分离，各种肤浅的见解便到处蔓延。
要从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辩证法中去！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0（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4]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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