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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ARS防范引发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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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当SARS病例刚出现时，不要说患者本人没有把这种疾病当回事，就连医务人员、医疗研究所，乃至政府的有关部门，对其严重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随着SARS的迅速蔓延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政府各级部门才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对SARS患者进行治疗，努力切断它可能蔓延的各种渠道，从而基本上控制住了整个疫情。
毋庸讳言，SARS的爆发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我们能举一反三，认真地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那么它同时又可以转化为一件好事，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更自信、更有效的方式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灾祸。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防范各种突发事件和灾祸的发生和蔓延，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确立风险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身体和思维被无数琐细的事务所牵引，就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编织着各自的网，完全无暇跳出自己的生活之网，去观察并思索正在自己周围演绎的各种重大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可能不期而至的巨大的灾祸和危险。
人们对理性、秩序和未来的生活有一种盲目的依赖，普遍匮乏最起码的风险意识。
其实，对风险的认可和防范不应当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脑际的、边缘性的意识，而应当成为我们的日常意识，成为我们思想盛宴上的常客。
因为当代社会不仅本质上就是风险社会，而且每个人总是无例外地与风险结伴而行。
风险不是从外面出其不意地侵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我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物。
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正是如此。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来研究风险问题，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一文中，他指出：“在已经升入今日地平线的未来的巅峰之上，工业文明被转变成为一种全球风险社会的‘世界之怀’。”
[2]贝克认为，在我们这个原子核、化学和基因技术的时代，风险的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切尔诺贝里无处不在，核污染“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此意义上，这是‘民主的’。
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成分在元首的水龙头里也不会止步。”
[3]尽管人类社会已经制定了种种法律、政策和规范来回应可能降临的风险，然而，已经建立起来的风险逻辑基础正在遭到颠覆或搁置。”
[4]原因在于，原子核、化学、基因等先进技术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正如战争、无节制的开发所造成的自然灾祸一样，都是人类自己决策的结果。
追随着贝克的思路，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
他注意到一种更令人焦虑的状态，即人们对风险降临的警告也漠然视之，甚至把这样的警告视为调侃的对象：“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致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
[5]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潭死水似的生活不同，市场生活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或未确定因素。
然而，人们主要是从肯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偶然性的，如寄希望于福利彩票中蕴含的偶然性，幻想“一夜暴富”
，却很少关切否定意义上的偶然性，如意外事故、破产、家庭变故、染上致命的疾病等。
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各种风险，如核污染、恐怖主义袭击、自然灾害、社会冲突、流行病无时无刻不在窥探、侵袭着我们的生活。
只有确立起自觉的风险意识，才能从容地应对突然降临的种种灾祸。
确立预防意识
中国古代的智慧早已启示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这里所说的“事”
，不光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肯定性的事态，也包括否定性的事态，如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祸的预防意识。
尽管中国古人也批评过那种“杞人无事忧天倾”
的过度防卫心态，但“居安思危”
和“防患未然”
的预防意识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的一个亮点。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种预防意识却日益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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