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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霸”
“乞霸”
（乞丐帮的头领）“厕霸”
等；甚至在学术界也存在着某些“学霸”
，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垄断学术资料、职称晋升和学术评估等资源。
显而易见，这种“霸气”
也渐渐地渗进媒体的批评中。
毋庸讳言，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并遏制媒体批评中的这种不良倾向的蔓延。
媒体批评陷入的怪圈
如果我们把目前媒体批评中出现的“霸气”
放在一定的历史跨度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作为媒体批评的一个极端的“霸气”
，常常和它的另一个极端——“泄气”
构成一个有趣的怪圈。
众所周知，在十年浩劫中，在以“四人帮”
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威下，当时的媒体批评的“霸气”
是有目共睹的。
它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政治化，即上纲上线，把媒体批评直接转化为政治制裁；二是道德化，即把法律应予保护的个人隐私夸大为所谓“生活作风问题”
，把媒体批评直接转化为道德评判；三是情绪化，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媒体批评直接转化为宗派（或“小山头的”
）情绪的发泄。
“**”
后，在清算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媒体的批评又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泄气”
，除了在辞典中还有“批评”
这个词以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已经很难找到与这个词真正相对应的媒体行为了。
在这个时期，媒体批评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匿名化，即不仅行批评者通过采用笔名而实际上处于匿名的状态下，而且被批评的对象也在所谓“一些学术著作”
“有的影视作品”
这样模糊的提法中被匿名化了，以致读那个时期媒体批评的文本，既不知道行批评者是谁，也不知道被批评者是谁；二是形式化，即批评成了一种单纯的形式，甚至成了它的对立面——恭维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态，一些媒体指出某个被批评的对象的“微瑕”
，仿佛只是为了印证它们的恭维是多么真诚；三是边缘化，即用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作为借口来驱赶媒体批评，一直把它放逐到最不容易引起受众注意的边缘状态中。
近年来，在经历了长时期的疲软状态后，媒体批评似乎又渐渐地从“泄气”
滑向“霸气”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除了我们上面分析过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负面因素的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贫乏而不起眼的批评内容需要用震撼视觉或听觉器官的“霸气”
的语言来支撑。
与“**”
时期不同，当前媒体批评中的“霸气”
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修辞化，即倾向于用耸人听闻的大字眼来评论十分平常的文化现象；二是细节化，即很少批评对象（如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思想倾向，而只注重对其细节（如剧中人物的服饰、行为是否得体）的分析；三是商业炒作化，即在媒体批评中，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弱化了，但商业炒作的成分却强化了，甚至批评本身也成了商业炒作中的一个筹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媒体批评常常会陷入“一放就霸气，一收就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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