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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怯于军规，敢怒不敢言。
绿营中有吃空饷的习惯，把总吃一个，千总吃两个，位越高吃空饷的越多，到了总兵这一级，据说可以吃三百多人的空饷。
军官打士卒，老兵打新兵都是家常便饭，这些规矩在湘军队伍里面都得改。
像易佩坤这样读了几年私塾的湘勇只要从军，肯定能当个队长，至少也是一个文书，各营各队的各级文书都要求营官、哨官、队长写自传，讲真实想法。
湘勇都清楚明白：战死光荣，逃跑可耻，吃喝嫖赌都是绿营兵的坏习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官兵认识到只要听话能打胜仗就行，各营营官要树立自己的旗帜，营官如果是孬种，对不起，这个营就全部撤销。
湘军士气很快恢复到兵兴之初，战斗力大大提高。
不少营官评价说：“如今的兵好带多了。”
长沙的老百姓也说：“湘军军纪整肃，又不扰民，这才像真正的湖湘子弟兵。”
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大战，粮草损失极大，便与郭嵩焘、刘蓉商量对策。
曾国藩苦着脸说：“筠仙当初劝我筹建水师，如今粮草两次被毁，我军还要出省作战，三军无粮无饷，这仗怎么打？”
刘蓉应声答道：“当初组建陆师，张亮基大人不是答应过专门供给湘勇粮饷的吗？”
曾国藩脸色依旧阴沉，跺着脚说：“眼见这战事不断扩大，又旷日持久，张大人都调到山东剿捻去了，骆大人接任湖南巡抚后，我们在湖南境内作战尚且捉襟见肘，如果出省作战，这路途遥远，湖南粮饷若一时筹运不过来，无粮饷供应，我军岂不是不战自溃，如今之计还是要另想他法。”
刘蓉见曾国藩不快，说话的口气也分外呛人，便说道：“我们在衡州筹建水师，靠的是挪用广东援军的八万两银子，后来靠劝湘南富户出钱补充我军粮饷短缺，三军才得以开拔。
如今若再从长沙富户劝捐，必然招致反对。
如今农民要他们出力可以，若是出钱出粮无异于抱薪救火，会激起民变。
去年，英德美在福建倡导小刀会，林俊倡导红钱会，何贱苟在永州倡导天地会，这三起祸乱虽说与长毛有关，官逼民反，却是不争的事实。”
曾国藩不满地瞪了郭嵩焘一眼，要紧不慢地开口问道：“筠仙，我们在热烈讨论，你却一个人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想必已经有了好主意？”
郭嵩焘点点头，非常明确地回答：“增加厘金。”
曾国藩不解，问：“何谓增加厘金？”
郭嵩焘告诉他说：“办法是这样的，不管是坐贾行商，货物价值满百文取一文，做小买卖的不征。
坐贾设局征收，行商设卡征收，一个月统计一次，用来弥补湘军粮饷的不足。
厘局工作人员不能滥征，否则商人无法做生意，断了源头。
若开设厘局，必须报骆大人同意，并请朝廷批准。
湘省厘捐开设，则军饷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曾国藩总算听明白了，喜道：“筠仙言之有理，待我奏请骆巡抚和朝廷批准，照章实行便是。
只是湘省厘局局长一职，非令弟郭崑焘莫属，筠仙只需负责粮饷总筹措以济军需。”
郭嵩焘也不推辞，说：“就依涤帅！”
从此以后，刘蓉参赞军务，郭氏兄弟暂留湖南专门筹饷。
紧接着，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诚也采用其幕僚钱江的建议，奏请朝廷在江苏、河南等地设局收厘金。
得到朝廷的批准以后，湘鄂赣皖闽川等省相继施行。
郭嵩焘东奔西走，为湘军筹粮筹饷，还对弟弟郭崑焘说：“天下之利出于商贾，以厘计算，商贾取之于民，我取利于商贾，又不扰民，何乐而不为？”
湘军在长沙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增加了胡林翼两千人，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奉命率七百水师到曾国藩军前效力，广东游击沙镇邦率广东水师到长沙，广西右江候补道李孟群率一千水勇自桂林抵达长沙。
李孟群，字少樵，号鹤人，河南固始人。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署灵川、桂平县知县，因剿匪之功提拔为南宁同知。
他积极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以围剿太平天国为己任，曾国藩非常赏识他。
咸丰元年，洪秀全率太平军强攻盘龙河，李孟群引兵鏖战连日，使太平军不得渡河，因功升知府，调赴永安军营；咸丰二年，授泗城知府，又以围剿反清力量之功加道台衔，进擢道员，署浔州知府；次年，调任江西九江知府，仍留广西。
李孟群之父李卿谷为道光二年举人，任四川长宁知县，累升湖北督粮道，代理湖北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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