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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
[6]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
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
其事实的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
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
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
[7]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
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
[8]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
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
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
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
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
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
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
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作入诗中了。
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
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
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
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
说话之业甚盛。
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
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
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
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
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
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
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
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板。
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
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
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艰难。
至公元九〇八年，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
是为官家刻书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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