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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说他谢绝朋友聚会的邀请，在城里也只走一条路——去广场和议事厅的路。
他更多地依赖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支持，其建议也较多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他的活动方式表明雅典普通公民参与政治与国家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他之后的雅典政治家如克莱翁、许佩波罗斯等人，也大体承继了他的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确实开雅典政治活动的一代新风，将其视为民主政治下培养出来的新型政治家并不过分。
但是，贵族派并未放弃斗争，他们在奇蒙的女婿修昔底德（并非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领导下，继续与伯里克利对抗。
修昔底德试图以贵族的组织性来对抗普通公民数量上的优势，并在对斯巴达的关系、对盟邦的政策、贡金的使用、卫城的建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伯里克利发难。
伯里克利据理还击，其雄辩的演说使他获得了雅典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支持。
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发动决定性攻势，诉诸陶片放逐法，流放了修昔底德。
伯里克利从此成为雅典最具影响的人物。
公元前443—前429年，他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与莱奥克拉特斯、托尔米德斯、哈格农等一道，将雅典民主政治推向繁荣的顶峰。
四、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政治变革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地强调雅典水师的发展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在他看来，希波战争以后，由于以平民为主体的雅典水师建立了海上霸权，平民感到他们在城邦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加强了民主力量。
平民领袖们借用平民的力量，压倒了贵族的势力。
[4]易言之，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的发展，更多地来自提洛同盟建立后雅典公民精神状态和参政意识的变化。
随着平民自信心的增强，他们开始广泛而充分地行使他们的各项权利，在政治生活中更加活跃。
就政治制度的变革来说，伯里克利时代主要有以下各项。
政治津贴制。
埃菲阿尔特改革后，庞大的陪审法庭制度随之完善和确立，公民大会、议事会所要讨论的事务相应增多，需要更多的公民直接投身于雅典政治生活。
陪审法庭的成员每年达6000人，约占雅典公民人数的16。
议事会议员达500人，另有250人候补，且不得连选连任。
两者要想正常运转，都必须依靠大多数公民的积极参与。
此外，为管理雅典本邦及其帝国的事务，雅典还有大批处理各类专门问题的官员。
而就当时雅典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第三、四等级的公民来说，家道不过小康，虽无隔夜乏粮之虞，但绝不可能让他们放弃生产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活动。
基于此，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中提出建议，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支付薪金。
大约稍后一段时间，执政官、议事会议员也都获得了津贴。
重建地方法庭。
地方法庭或者乡村法庭始建于庇西特拉图时期，目的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打击地方贵族的势力。
在希庇亚斯被赶出雅典后，该项制度很可能作为僭主政治时代的暴政被废除。
伯里克利时代将其恢复，目的大概与引入公职津贴制一样，削弱贵族在地方政治中的影响。
须知雅典国家机构虽号称完善，但仍留有许多空白，在德莫等基层组织中缺少司法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阿提卡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些地区距雅典城仍较远，其东北的马拉松距雅典的最近距离为37千米，较平坦的大道则达42千米。
步行几乎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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