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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米尔提阿德斯大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被迫躺在**受审。
雅典人顾念他在马拉松战役中的功勋，判处了他50塔兰特的罚款。
不久后，他就因大腿上的伤势感染去世。
与此同时，雅典对执政官的选举方式进行了改革。
公元前488487年，执政官由选举改为抽签产生。
公元前4世纪时，选举的具体程序如下：6名司法执政官及其书记官完全经由抽签从公民中产生，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则在每个部落轮流，但也按抽签方式产生。
[3]但公元前5世纪时是否如此，是从全体公民中直接抽签，还是各部落选举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并无记载。
在直接选举制度下，当选执政官无疑是一个人受欢迎程度与影响大小的直接指标，但在抽签制度下，执政官职位似乎更多地委诸抽签的偶然性，与个人影响力大小无关，而且执政官只能一年一任，不得连任，从而让部分人失去了对该职位的兴趣。
那些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此时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重要官职：统帅雅典军队的将军，因为该职务虽然有10个人，但它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选连任。
那些希望持续保持影响的政治家，有望通过自己的影响保持连任，进而扩大自己的势力。
从此以后，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变成了将军而非执政官。
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把将军变成雅典最重要职位的同时，也确保了那些财雄势大的贵族家族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几乎所有其他官职都获得了数目不等的津贴，而将军一直是义务职，一般雅典公民无力问津。
相反，那些无须为生计操心的富有贵族们，有可能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连续多年出任将军，成为雅典最有影响的人物。
地米斯托克利、奇蒙、伯里克利等，无不是此类人物。
马拉松战役后雅典政治上另一重要变化，与雅典军事上的转向有直接关系。
本来马拉松战役完全靠重装步兵赢得，陆军是取胜的关键。
但马拉松战役也表明，未来波斯对雅典的威胁可能主要来自海上而不是陆地上。
可是，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能力和资格成为重装步兵，因为作为重装步兵，需要自备从头盔到盾牌的一整套装备，并且要接受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而只有家资中等以上的公民才有此能力。
马拉松战役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雅典虽有公民3万人，但在如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雅典能够出动的重装步兵不过9000人，不足全体公民的13。
也就是说，在自己国家面临外敌严重威胁时，23的公民因无力自备装备，不得不作壁上观。
有鉴于此，当时崛起的政治新人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发展海军。
约公元前485年，当雅典在劳里昂银矿发现新的矿脉，获得200塔兰特的庞大收入时，地米斯托克利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放弃其传统的将收入按照人头分发给雅典公民的做法，把这笔资金交给雅典最为富有的200个公民，责成他们每家建造一条三列桨战船。
作为一种战船类型，三列桨战船虽然操作复杂，需要的水手大概在180—200人，但它是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战船。
经此改造，雅典拥有近300条最为先进的战船，一跃成为希腊世界第一海军强国。
同时，大量第四等级的公民能够以水手身份加入水师，雅典庞大的人力资源因此得到充分利用。
在希波战争后来的战役中，水师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因为第四等级的公民成为雅典军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公民与士兵同一的身份，让第四等级公民军事上重要性上升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
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第四等级公民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有直接关系。
马拉松战役后雅典政治的第三个重要变革，是陶片放逐法的施行。
一般认为陶片放逐法创始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
然而奇怪的是，从公元前507506年克里斯提尼完成改革到公元前488年，雅典人并未积极利用这个新的政治工具。
一些学者猜测，该法之所以搁置近20年不用，是因为提议施行者也会遭遇相当大的风险。
按照该法规定，公民大会首先需要确定当时的雅典是否存在一个势力过大以致影响雅典政治稳定的人物，如果有，则会举行陶片放逐法的投票。
但该法的施行需要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出席者至少要达到6000人以上，否则投票将归于无效。
一旦确定举行陶片放逐法的投票，则那个得票最多者就会被流放国外10年。
流放只制裁本人，不会株连亲属。
流放期间继续保留其财产和公民权，流放期满归国后，他可以恢复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
如果国家需要，雅典人可以提前取消流放，被其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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