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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会从梭伦时代的400人扩大到500人，让更多的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毕竟议事会承担着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主持公民大会、执行公民大会决议、接待外来使节、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与监督官员等诸多重要责任，是雅典民主政治下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不过3万人左右，如果10年轮换下来，则雅典公民中有近20%的人参与过国家机密。
随后，10名权力平等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成为雅典主要的军事将领。
陶片放逐法则在雅典国家缺少近代官僚体系的情况下，把有关国家政策走向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公民。
它一方面让雅典公民成为相关争议的最终裁决者，另一方面，弱化了政治家之间面对面的冲突，有利于维护雅典国家与政策的相对稳定。
因此，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普通公民真正开始在政治中发挥作用。
雅典人不仅在法律上赢得了平等的权利，而且有渠道和机会行使他们的权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声称，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比梭伦政体要民主得多”
，[40]不过这种政体当时并不叫民主，而叫平等。
“与‘优良秩序’相反，现在存在的是‘平等的秩序’”
。
[41]
与梭伦的优良秩序比较，平等的秩序不仅抛开了等级制，它“通过平等分配政治权力，维护着法律的统治和责任政府”
，而且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以确保平等的实现，不再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制度不公正的梭伦和赫西奥德那样，把优良秩序的维持单纯寄托于道德。
此前希腊人担心的贵族、僭主等统治者傲慢和过分的问题，只有“在遭遇同胞们平等权利遏制的情形下，让其置于法律的判决之下，才能在合法统治的公正限度内，被平等地遏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即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才能确保一个负责的，同时也是守法的政府”
，寡头政府、僭主政治等之所以傲慢、不守法度，也正是因为它们那里的民众缺乏平等的权利。
[42]因此，平等让希腊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政府是否守法与民众是否拥有平等权利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克里斯提尼改革，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平等的实现。
从平等到民主政治，不过一步的距离。
按照希腊语的定义，民主政治（demokratia）的本意，正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
。
这个词大概首次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希罗多德对它已经相当熟悉，而且有时把平等与民主政治互换使用。
不少学者将该词的出现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埃菲阿尔特改革或公元前5世纪雅典海军的强大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平民阶级成为雅典军队的主力，才造就了雅典平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强势，通过阶级斗争和改革，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并用更加强势的“民主政治”
一词，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平等秩序”
。
[43]然而，过分强调穷人尤其是第四等级公民的作用，不免有模糊雅典民主本为雅典整个公民阶层的民主的危险。
从根本上说，公元前5到前4世纪雅典国家的主要政策，是得到大多数公民认同的结果。
而从雅典政策中获益的，也不只是雅典的穷人。
更准确的表述也许应当是，在民主政治下，相对贫穷的公民的权利，较之在平等政体或者有某些民主成分的政体之下，得到了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利益相应得到了更多的保护。
三、保卫民主政治的斗争
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但改革过程中的斗争，也让雅典得罪了希腊世界的第一强国斯巴达。
后者的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决心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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