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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九已是山穷水尽，难以维持”
时，陶先生便提出来了“跟武训学”
的口号，“从前武训以一位‘乞丐’而创办了三所学校，我们连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岂不愧死？于是我们在四月六日下了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武训’”
（见《育才二周岁前夜》）。
于是陶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发出了《致育才之友书》为募集二百万基金，重申了这个决心，“那时我脑中有山东武训先生画像出现，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
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可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
陶先生一方面想在经济上依靠国民党办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反对国民党，同时，他又提出为大众办教育的口号，而实际上始终没有真正看见劳苦大众的力量和始终没有真正依靠他们办学。
他办学的阶级依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人物——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如办晓庄是靠伪南京市教育局的每月五百元的试验费和募捐，办山海工学团是靠上海的资本家，办育才是靠经济委员会、美国援华会，以及杨杰和冯玉祥的捐助等。
他所往来的大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真正接近的乡下佬实际上是有数的。
然而改良主义的陶先生，一方面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的，自“一二·九”
运动以后，到办育才时，距离是更远了，以致反动派不愿意再接济他，另一方面，与劳苦大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他就不能不“跟武训学”
了。
虽然陶先生办育才时在教育思想上仍继续着他从前的许多基本观点，可是因受共产党的影响，在政治上愿意与共产党员合作，使得育才成为抗战时期蒋管区的民主学校，所以育才在民主战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一九四四年前后，国民党对抗战是更加消极，对反共则更加积极，特务横行，一片黑暗。
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民主政治运动在广泛地开展着。
由于陶先生接近共产党和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国民党对他的压迫也加重了，但陶先生并没有屈服，反而比以前更积极了。
这时，他提出了民主教育和普及民主教育的口号（见《陶先知教育论文选辑》的《民主教育之普及》一文）。
认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
新民主是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
，而且要“有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才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
。
民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男女老少和穷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只问能力，不问资格”
，让少数民族“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的，就帮助他们制造文字，让他自己办学校和训练各民族的人才来教育他们自己的人民”
。
民主教育的方法是用“穷办法”
。
课程内容则认为“现在人民所以大部分在贫穷中过生活，因为贫富不均，所以了解社会是很重要的”
，“抗战如不能胜利整个中国就完了，因此教育要拿出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要启发民众，用一切力量来为抗战为反攻而努力”
。
主张学制单轨出发，多轨同路。
民主的民众教育则是“有人民的地方，就是民主教育到的地方”
。
民主教育的文字是“主张汉字，新文字，注音字母三管齐下”
（见该书《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在《民主教育》一文中又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
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中更明确地说：“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
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各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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