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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长期困扰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
值得重视的是，陶行知在这一变革中，较早地采取了立足本国教育发展的需要，融合中西之长的立场。
他既反对“老八股”
，大胆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经验；又反对“洋八股”
，敢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潮进行改造和创新。
这是颇有见地的。
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他在引进以杜威为代表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的理论与经验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学习引进的“传应”
阶段，这大约为“五四”
时期；在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进行鉴别选择的阶段，这大约在“大革命”
时期；最后，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生活教育论”
，进入独创的高级阶段，这贯穿在他1927年以后的教育活动中。
自此，他与西方现代教育，开始了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再不是简单的“传应”
。
如何正确分析陶行知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方面的功过，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他与杜威的关系。
在“左”
的思想影响下，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教育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为由，曾将陶行知扣上“实用主义”
与“改良主义”
的两顶大帽子，使之长期横遭批判和冷遇。
改革开放之后，有的人又着力揭示陶行知与杜威的区别，以求为陶“平反昭雪”
。
如何对待杜威这位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可以用我国哲学史界的一句常话：“超越黑格尔，可能会产生新哲学；掠过黑格尔，只能出现坏哲学！”
众所周知，马克思没有“掠过黑格尔”
，而是超越黑格尔，终于创造了新哲学。
同样，陶行知没有“掠过杜威”
，而是用“扬弃”
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实现“超越”
。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杜威揭示的现代教育实质问题的正确把握，以及对其“社会工程师”
改良主义观点的摒弃上。
人们对现代教育关注的“实质问题”
曾有多种诠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经典论著认为，现代教育的实质问题有三，即“教育与社会”
、“教育与学生”
以及“教育与知识”
的关系问题。
其实，这三者的核心，乃是解决教育与飞速变革的社会结合的问题。
杜威正是因发现、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揭开了世界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受到外国教育史界的高度评价，认为世界教育史从赫尔巴特的时代走向杜威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静态的、与社会脱离的教育的时代，走向了动态的、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教育的时代。
对教育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陶行知与杜威的认识是一致的。
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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