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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信的内容可知吴树琴致陶行知的“梦信”
实作于1937年4月20日，考虑到当时中美间邮件“快则十六天，慢则一个月”
，故推测此函应在1937年5、6月间。
故综合上述几点，笔者赞同卢女士认为的笔误一说，即五月十五误写成三月十五，也就是说此函作于1937年5月15日。
《全集》第9卷第142页为贺绿汀雷醴泉请领衣物损失补助一事致魏文翰函，落款为1941年4月21日，文中注释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贺绿汀与会计雷醴泉于1941年4月20日由重庆乘民用轮返校，船经磁器口浪子滩时翻沉”
。
事实上，民用轮翻沉一事发生于1940年4月20日。
行知备忘如是记载：“（1940年）4月20日，‘民用’，八时三十分在磁器口五里飞缆子滩翻……下午二时，派人调查报告……4月21日，胡然先生来看贺绿汀先生消息……贺先生得救，36号登记，雷醴泉君无消息。”
[31]贺绿汀于1940年5月20日刊发于《新华日报》的回忆文章也证明此次事故发生于1940年4月20日[3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索取衣物损失补助之信应作于1940年4月21日，即事故次日，否则时隔一年之久再作此函不合情理。
笔者断定，此信落款要么是陶本人笔误，要么则是编排校对有误。
《全集》第9卷第339页致吴树琴函，陶行知落款日期为1943年12月20日。
笔者则根据信中信息判断，此信应为12月21日。
信中提供了几点信息，如“昨日……史宅公祭及利他聚餐皆错过”
，那么据文推断史宅公祭应为19日，但是黄炎培却记述在12月20日：“吊史良母丧”
[33]，此处两者记录无法统一。
信中又说“八时起床，即忙到现在，衡老诞辰”
。
笔者查阅了当日出席沈钧儒诞辰的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年谱，均为21日，《新华日报》刊发的新闻亦为21日。
信末又谓：“散会时已五点钟，接着赴李绍涵宴”
，此点亦与《行知备忘》中12月21日“六，棉花街58号附1，‘庆记’李先生”
相符合[34]。
笔者又幸得吴树琴先生之女卢爱萍女士提供吴树琴日记，其在1943年12月20日记述：“行离此赴渝”
。
[35]故综合以上几点可以得知，该信作于1943年12月21日，落款20日或许是陶行知本人的笔误造成。
六、其他考订
除上述可以归纳分项考订外，笔者对《全集》中出现的一些微小错误也一一记录在案，今罗列在下，以便今后的研究者判断。
1.细化考订
①《全集》第1卷第74页《我们的信条》一文，注释仅说明为1926年11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而据相关会议记录资料可以考订出此次讲话时间为11月21日下午2-4时。
②《全集》第1卷收录的《杀机之天然淘汰》《民国三年之希望》《呼吁某校》《视神经上血管之观察法》四文，均为陶行知刊发于《金陵光》的文章。
《全集》中似乎遗漏了一点，即此四文署名均为“知行”
。
陶行知在《金陵光》刊发的文章除此四文之外，均署“陶文濬”
、“陶知行”
或英文名，此四文当以说明。
③《全集》第4卷第510页《在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该文无具体时间，后笔者查阅《救国会史料集》，确定该报告作于1946年2月26日下午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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