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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陶本人在致吴涵真信中也如此表述：“十四日……本日新安旅行团举行三周[年]纪念，田汉、邓颖超诸先生都到，弟与任光兄作歌四首为他们祝寿。
十五日再访李德邻先生于夏店司令部，安徽之事暂缓。”
[12]此外，《田汉年谱》亦可证明为14日参加此会。
[13]因此，由上述数证可知，虽然新安旅行团成立纪念日为15日，但陶15日并未在场，而是14日参加纪念会并作诗歌庆祝。
《全集》第7卷第722页《祝沈衡山先生寿庆》虽无日期，但编者却将其归为1939年所作。
笔者根据诗中“自从相伯上天去”
一句可以判定此诗作于1939年11月4日之后，再从《行知备忘》1940年1月4日沈钧儒“六六大寿，作诗两首”
处可以得知，此诗应作于1940年1月4日，故并不应该归于1939年。
《全集》第7卷第858页《送美国香烟与翦伯赞》落款为“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据查《行知备忘》发现，该诗应作于1944年11月14日[14]，并非11月24日。
对此，翦伯赞的《我和行知先生》一文可以为证。
[15]此外，该诗的前一首《赠翦伯赞先生骆驼牌香烟一支》可由翦的《我和行知先生》文处得知作于1944年8月9日。
《全集》第7卷第968页《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书中将其编排在1946年。
实际上，张伯苓七十大寿是办于1944年4月5日。
据《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述：南开学校暨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南开中学礼堂、图书馆二楼提前举行庆祝张伯苓七旬寿辰盛大纪念会，陶行知作此诗以敬贺。
[16]故此诗不能归于1946年所作，应为1944年。
《全集》第12卷第56页诗歌《元旦游鸡鸣寺》，下有注释“此诗为孟禄告别南京前，陶行知与其同游鸡鸣寺时所写”
。
该诗落款为1922年1月1日，但据《孟禄在华活动年表》显示，该日孟禄正从南通返回上海，并直到4日才赴南京。
此外，注释中孟禄访华期间“陶行知全程陪同”
一语亦过于武断，此举一例。
1921年9月24日，孟禄“开始参观北京各校。
上午参观梁家园小学、北京高师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午后参观女子职业学校。”
[17]而同日，陶行知正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附中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
[18]所以，陶行知并未“全程陪同”
。
故1922年1月1日陶身处南京鸡鸣寺，孟禄却在数百里外的上海，那么注释第二条“有客思归去”
的解释就是有误的了。
《全集》第12卷第357页诗歌《圣之时者也》下有注释“1938年10月18日写于自奉节到万县的轮船上”
，据查此条注释不实。
据10月22日致吴涵真函中表示：“弟十八日离汉，昨夜到宜昌”
[19]，据此可知直到21日陶行知才抵达宜昌，可见18日他并未抵达重庆奉节地区。
此外，据同船从武汉出发的印度医生巴苏在10月20日记述：“下午一时半，船抵沙市”
[20]，可见，该船20日才抵达湖北沙市，故18日在奉节到万县一段的注释就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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