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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欲沟通声气，养成共和大本，非便利交通”
不可。
其三，依靠人文进化。
“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
而人文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智日进，自觉心生”
；二是“人民相处日久，互爱心生”
。
在人文进化中，教育又起着重要的作用。
“苟有不教育人民之国，则又安能阻受教人民之发生自觉心也？”
其四，维持秩序。
陶行知认为，“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
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
。
由于中国革命“发动太过，故有今日之反动力”
，“故吾国当发动太过之后，不能不利用开明专制”
，但“开明专制”
“只可当作透达共和之一种手续，断不可视为政体之目的”
。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自己社会认知和态度的转变以及对问题归因的不同，陶行知在社会行为方向的选择上，经历了“医药救国”
、“文学救国”
和“政治救国”
等的探索过程。
到1914年从金陵大学毕业时，陶行知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又发生了某些变化，开始把中国问题的解决，部分的归因到教育上来。
1916年陶行知在回忆中说：“三年前，我就选择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在美国的最终目标。
但此计划因经费不足而被暂搁下来。
我的毕生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
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之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
[85]把这段回忆与前述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所表明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以及归因相对照，笔者认为，陶行知这种认知、态度和归因的转变，为他最终选择“教育救国”
的行为方向，打下了社会心理基础。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陶行知行为方向的选择，从最初“偶然”
性的中断，到走向“教育救国”
的道路，其中既有“偶然”
的机遇，也蕴含着“偶然”
中的“必然”
因素。
[1]原载胡志坚：《教育家心理史学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梁漱溟：《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载于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
[3]梁漱溟：《悼念陶行知先生》，载于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版，第153页。
[4]朱泽甫编著：《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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