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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万卷书，卒业大学校，而不能为一圆满国民者。
故有政治智识、社会阅历，足当国民之名而无愧者，其为数盖少。
况此少数良国民，或阻于人事之纷扰，或夺于来生之修正，或视官司为藏污之所而引身自洁，或惮案牍为劳神之魔而躲闲避事。
有此诸因，于是良国民众如凤毛麟角，而不可多见”
。
第二，伪领袖。
“共和政治之伪领袖有二：一为媚民政客。
此辈不问国情，不顾进化，只施其和顺温柔之手段，取媚选举机关，以窃权势。
二为选举理事。
此辈乘国民无暇问政之隙，运其机械，约束选举，与媚民政客暗结，左右政局，以图安富。
共和国有此二种伪领袖，则稗政难除，善政难兴；公共福利不能谋，公共进化不可期。
虽然此亦程度不足，贤能独善，阶之厉也”
。
第三，党祸。
“在共和政体之下，政党实为必要之团体。
然弊缘利生，政党之为祸于共和政体，盖亦未可忽也”
。
第四，多数之横暴。
“多数之横暴，有视君主为加甚；多数之主张，可以定个人之命运。
然多数人之主张，非可以尽合天理也……盖人数之多寡，不能定理由之曲直，多数既占优胜，其大责任即为谋全体之福利。
少数为全体之一部分，多数人苟不能均润其福利于少数，则多数政治已耳。
共和云乎哉？多数横暴之最凶险者，是为乌合之众。
伪领袖攘臂一呼，和者万人，其结合以脑感而不本于公理。
征之历史，则法国恐怖时代，杀人如麻，流血成川，其彰明较著者也”
。
这些表述，充分反映出陶行知当时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也再一次表现了陶行知的归因风格，即把问题归因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制的因素。
而他对“国民程度不足”
的认知和归因，又与他对中国人“因循”
特点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种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问题归因下，陶行知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84]。
其一，发展教育。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
其二，便利交通。
由于中国“国大民众，种庞族杂，方言不一，习惯不齐，情势暌隔，博爱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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