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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惰”
性、“伤名誉”
、“妨他人之进步”
、“引他人之因循”
。
由此，陶行知得出结论：
因循之害，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
吾人果自爱，则不当因循，吾人果爱人爱国，尤不当因循。
然世人之因循，相习既久，脑印已深，一旦除之，自非易事。
于此则吾人所当垂择备有二事焉：（一）不问他人因循与否，吾为努力前进，勇行其是；（二）因循既由畏、惰、自满、自私、宴安诸念所致，则欲远离因循，自非排去畏、惰、自满、自私、宴安五念不可。
自警警人，务期易怯为勇，易惰为勤，易自满为不足，易自私为利人，易宴安为忧劳，使国人共跻于勇为之士，则吾辈所不可放释之责任也。
……果能如是，则吾国虽弱且贫，其前途必有光荣之希望。
不然，社会因循而民气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
吾国行将由贫弱而渐臻于沦丧，岂不甚可畏乎？勉哉国人！
[49]
这说明，进化论的思想对陶行知“努力奋斗”
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陶行知对中国人因循守旧特点的认知和态度，也为他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做出了一定的心理铺垫。
第二，基督教义。
金陵大学期间，陶行知皈信了基督教，成了一名他自己观念中的“基督徒”
。
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一封介绍自己简历和志向的信中写道：“在包文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的指导下，又深受詹克教授（Prof.Jenk）的‘基督教的社会意义’观点的影响，我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徒。”
[50]何荣汉先生发现的最新史料，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特将这份史料引述如下：
金陵大学学生陶文濬的信仰见证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四年多以来，耶稣基督与撒但在我内心中争战，要夺取我这一颗心，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从前，我没有来的他那边，是因为我一直期望从他那里得着一些不恰当的益处。
如果我有任何厌弃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问：“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我现在之所以信仰基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了康奈尔大学詹克教授（Jenks）所著的《耶稣的社会原则》（SociplesofJesus）。
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很仔细地讨论基督哪些教导是重要的，但我必须指出，就是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而我刚才提及的书籍，正好清晰地论述和印证了这个原则。
除了以上这点，我从历史学习当中，留意到很多伟大的领袖，以及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也发现哲学家和科学家当中，是耶稣基督坚定的信仰者和跟随者，比起那些没有直接把哲学或科学知识归于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和他的教会的人来说，比例上多出很多。
再者，现今世界最伟大的共和国是哪个国家呢？当然你会说是美国。
美国从何而来的呢？我看华盛顿是她的创见者，我看林肯是她的拯救者，这两位是怎样的人呢？他俩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为自己的国家献上自己，献上一切，他们正如耶稣一样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
“中华民国”
是从何而来的呢？你会说是改革者和革命者，你还算不上是追本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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