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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孙文博士是促成“中华民国”
成立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从哪里得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呢？这些都是他经过多年从传教士那里一点一点累积而来的，而他又是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在中国，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告耶稣要怎样拯救世界。
你看看今日中国的教育体系，它的中心在哪里？是在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文华大学、天津大学（Tientsiy）、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以及其他相似的学府，都是直接因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和教会而产生的，如果从中国教育中剔除那些根源于耶稣基督的部分，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也许就是堕进无知深渊的最深处。
再者，就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老师，他们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这里，为的是要教导我们。
他们教我们哲学、历史、数学和科学，而且我们都接受了；他们更教我们宗教，而世界上最高等的宗教亦已经创建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宗教，而我们却拒绝了它。
如果他们教我们哲学和历史，而我们要拒绝，确实是十分可惜的，毕竟这些和其他知识是不断在变化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教导我们宗教恒常不变的道理，而我们却要拒绝，就更加是非常可惜的事。
各位亲爱的同学，我谨以至诚，邀请你们归向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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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以往对陶行知皈信基督教的分析，仅从陶行知的这篇“信仰见证”
中，我们可以解读到陶行知的哪些心理活动呢？
首先，在此之前，陶行知没有皈信基督教，是因为“一直期望从他那里得着一些不恰当的益处”
。
这说明，在此之前陶行知是从对自己的“实用”
角度去看待基督教的，只是期望从基督教那里得到“一些不恰当的益处”
。
那么，“一些不恰当的益处”
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陶行知心理上，所谓“不恰当的益处”
，或许就是能让自己上学读书。
正如笔者前文所推测的，这种“实用”
的心理，是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没有信教的主要原因。
其次，此时陶行知皈信基督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督教“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
；第二，基督教有助于伟人的成功；第三，基督教促使人们“为自己的国家献上自己，献上一切”
、“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孙中山“自由和平等”
的原则是受到传教士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由和平等”
是“中华民国”
的基石，是拯救世界（或者可以说就是拯救中国）的希望；第五，教会学校以及教会学校教师离乡背井，远渡重洋的献身精神，对支撑当时中国的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皈信基督教，虽然摆脱了基督教对个人“实用”
价值的追求，却仍然没有摆脱从“实用”
的角度去认识基督教，只是基督教的“实用”
价值这时已不在对个人，而是对国家。
这种“实用”
价值基点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了陶行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
的自我概念。
换句话说，因为基督教有助于“我”
实现“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
的理想并与之相一致，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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