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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这就是著名的《团结御日宣言》。
他在以《团结御日文件》为题的诗上说：
“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
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15]。
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发表《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16]陶行知对蒋介石同室操戈早已深恶痛绝，“九一八”
以后，他以“不除庭草斋夫”
的笔名，在《申报》上连续发表一百多篇政论杂文，尖锐抨击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
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说起这个笔名，含义深着哩，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
。
陶行知对其下联不以为然，认为“何必要把活泼泼的鱼捉到盆里来呢？”
“盆是鱼的监牢，盆鱼是上了枷锁的囚犯”
，而对上联“不除庭草留生意”
不禁连声叫好，就以“不除庭草斋夫”
自命的，因当时正是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而陶行知却要“不除庭草”
，这难道不是要为民族留生机的有力表白？
（三）与共产党人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对共产党人及革命青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严重时刻，陶行知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与保护共产党人。
刘季平、徐明清等许多同志都是陶先生设法营救出狱的。
对张劲夫等进步青年秘密加入共产党，陶先生不仅不加阻挡而且予以鼓励。
他创办的工学团、生活教育杂志社、国难教育社等许多团体，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教联”
（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青（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等地下党组织在白区的革命活动。
王洞若、戴伯韬、马侣贤、严竟成、朱泽甫、张健、张杰、俞文华、沈增善、张敬仁、王东放、张家域、方明、毛远耀、林一心、宋任远、钟民、戴季康、陈企霞、杨应彬、侣朋、周瑞锦、吴立基、吴锦璋、徐祥先、徐乾、吴新稼等大批青年志士，在这些团体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又如名闻中外的青少年抗日文化宣传队“新安旅行团”
、“孩子剧团”
等都是在陶先生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创立与发展的。
后来，陶行知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随着抗战形势的起伏，国共两党关系的紧张，在他领导的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中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也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度过了黑夜，迎接着祖国解放的黎明。
（四）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舍生忘死
抗战胜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关头。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陶行知自觉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态度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17]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以民主人士身份到机场欢迎。
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于10月11日离渝飞返延安，陶行知这时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党委，他代表盟中央到机场送行，表示了对中共的无限信任和坚决拥护。
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主持创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通过这些刊物与重庆《新华日报》，他针对国民党要人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与诗歌，在国统区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个阶段，陶行知的思想更加成熟，他一方面，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为人民的喉舌，公开反对国民党中背信弃义、阴谋发动内战的势力；另一方面，他谨慎从事，对斗争中的复杂问题，及时地请示中共中央在渝的代表，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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