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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开始他自然并不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别人当然更不理解。
生活教育是涵盖整个生活的教育，是使生活不断前进、发展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它植根于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人民大众教育学说、社会改革学说。
正如陆定一同志在1946年延安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中指出的：“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
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10]
这是对陶行知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的客观评价，也是对陶行知终于确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
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是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陶行知提出“人民第一”
，把个人的一切献给人民正义事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立党宗旨的共产党视为知己，看作亲人。
陶行知走的道路体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政治进步的共性，也闪耀着他独特的光彩！
三、思想的升华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从此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正确路线，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航向，给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照亮了前程。
这时陶行知由于已具备了正确的世界观，心中有了共产党这一指路明灯，他的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精神上获得了强大的力量，犹如登泰山而临峰顶，视野开阔，胸境豁然，在人生征途上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挚追求
陶行知在年轻时，因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取名陶知行。
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二十年代在国内外已享有盛誉。
这时，他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表示要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决裂，将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陶行知[11]。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贞。
1936年当他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国外宣传抗日期间，他三次晋谒马克思墓，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的由衷敬仰。
1936年10月30日，当他在伦敦市郊公众坟场竖着十字架的大大小小的墓穴群里，在“二四七四八”
号墓碑后发现了恩格斯为自己挚友卡尔·马克思写的墓志铭时，感慨万端：“旷世伟人，就这样静静地长眠在异国的草丛中，生在大众之中，死也在大众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
[12]他仿佛看到这位革命思想家承受着贫病交迫的煎熬，在伦敦完成揭示资本本质的情景，于是写下了一首意境深邃的诗：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3]
两年以后，1938年2月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期间，以及同年6月将要离欧回国前夕，他又二次去拜谒马克思墓，这座“小坟”
葬着的“伟大”
，使他的思想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
（二）与中共抗日救国路线、政纲自觉地保持一致
陶行知自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一致对敌的号召，为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奔走效力。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陶行知成为知识界响应中共号召的带头人。
1935年12月12日，他与沈钧儒、胡子婴、胡愈之发起，联络上海文化教育界300余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4]，27日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并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为后来建立的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支劲旅。
1936年1月28日，举行“1·28”
四周年纪念万人大游行，陶行知与沈钧儒走在最前面，领导群众徒步四十五里，使上海爱国群众运动推向新的**。
他还在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日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上第一个签名，后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四人于1936年7月25日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再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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