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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揭露、批判了胡适的立场、思想感情、诗歌作品都是站在大众对立面，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从而否定了胡适所谓“新诗路线”
，指出其荒谬与错误之处。
陶先生认为，新诗路线应该是“人民能接受，听得进耳，背得上口”
，内容和形式都为大众所接受的。
换言之，陶行知大力提倡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倡导大众歌曲、大众戏剧，使文化艺术成为大众幸福的工具。
这是与胡适文艺路线根本对立的。
取舍标准之三：看它是否有中华民族的特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教育艺术精华。
陶行知主张文艺作品要挖掘、继承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色，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决不能放弃民族固有优良传统，“舍己从人，轻于吸收”
。
1926年前后，国内学校师生滋长一种不良倾向，盲目临摹西洋画的“时髦玩艺儿”
。
当时艺术大师刘海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昌国画》。
陶行知大加赞赏，“不禁为中国美术前途贺”
。
他指出：“近年来我参观学校时最觉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到处所见的学生图画作品，一百分之九十九是非驴非马的西洋画”
。
他批评这些师生放弃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去盲目追求时髦的西洋画，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艺术洋八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行为，也是一种随便“舍己从人，轻于吸收”
的轻薄儿戏的幼稚态度。
以上三条中西文化教育的取舍标准，揭示了中西文化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文教发展的基本准则，因而是正确的、进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三）反对传统教育，批评封建文化，主张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教育、新文化。
陶行知坚决反对封建主义传统的教育文化。
他反对形形式式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既反对土秀才、土举人、土进士，又反对“洋秀才、洋贡生、洋举人、洋进士、洋翰林、洋状元”
；既反对老八股、老时文，又反对洋八股、文八股、武八股、宣传八股；更鞭挞国民政府1932年颁行的新八股制度——“会考”
制度。
他写文章揭露这种“杀人的会考”
制，驱使学生日夜拼命“赶会考”
，“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是有些把性命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
，“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
[15]陶行知一连用了七个排比句式的“赶跑了”
，把新科举制度的“会考”
制所造成的害国害民、坑死学生的严重危害性，揭露得非常中肯、深刻，骂得何等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简直成了声讨“杀人的会考”
制罪行的宣言书！
陶先生反传统教育，矛头直指封建教育传统的许多方面的内容。
他反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人”
的超然教育；反对一般老百姓“出钱给人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
的愚民教育，提倡人人都读书识字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反对为少爷小姐服务的“小众教育”
，提倡把教育送到牛背上、送到铁匠铺里的“大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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