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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地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新旧约》、《古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
。
可见，当时是在抽象意义上肯定陶行知的反主观主义精神，即只是肯定他没有教条主义地学习杜威。
他还谈道，如果只在书本上去找教育，我们也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读，因为只是原理必不够，当有具体的实际例子作对象，才不会脱离生活。
要求以陶行知创造性地学习杜威为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有一件事似表明徐特立并不是无保留地赞成陶行知的思想体系。
在徐特立主持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曾就该院教育方针问题展开争论。
争论双方都在《解放日报》和院内墙报上发表文章，表述各自的观点。
1942年10月30日，徐特立在总结报告中提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
至于有些同志提出的要‘博’要‘专’，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
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与专。
那种‘学校即社会’把两阶段混为一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不对的；相反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即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单纯用带徒弟的办法，也是一种偏向”
。
可见他并不完全赞成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
的提法。
解放战争时期，徐特立则明确肯定陶行知是“唯物主义者”
，甚至是“辩证唯物论”
者，肯定他跳出了杜威所未跳出的圈子，肯定他几乎与解放区教育改革实践“全部一致”
，对陶行知的评价大为升级。
陶行知是一位公认的人民教育家，过去对他有过不公正的评价。
拨乱反正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至今对他的评价或多或少仍有争议。
徐特立的评价只属一家之言。
他在不同时期对陶行知的不同评价中，究竟哪一评价更接近正确，只有在有关陶行知研究深入以后才能明确。
尽管如此，徐特立的陶行知研究对我们仍有不少启发：
1.陶行知和他主持的生活教育社主要活动于民国政府统治区，人们自然主要根据他们在民国政府统治区的实践估量其成就；徐特立在革命根据地实践中从不自觉（“不谋而合”
）到自觉地发现了生活教育运动的新天地，可使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估量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价值。
2.不管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尤其是其哲学背景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他主要从根据地的需要与实际出发考察陶行知学说的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值得称道。
3.说根据地教育改革同陶行知的主张“不谋而合”
，异曲同工，只就二者的共同之点而论，才合乎实际。
不管陶行知在多大程度上跳出杜威的窠臼，也不管他后来怎样接近共产党，他对根据地教育建设的影响毕竟有限。
自从开辟苏区以来，根据地教育一直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根据地教育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
所以，徐特立断定各解放区的教育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有“更多的发展”
，表明解放区的教育实践高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实践。
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1]原载《教育评论》，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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