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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估计，徐特立充分肯定生活教育运动的“实际精神”
与“革命精神”
，称赞陶行知是“极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
。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周恩来同进步人士一样，深表哀痛。
当日即致函中共中央，提道：十年来，陶行知一直跟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位“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相信陶行知如临终能言，必继邹韬奋之后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议中共中央对进步朋友“多加关照”
。
毛泽东在追悼陶行知时，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
此后，徐特立撰写《陶行知的学说》、《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开始尝试系统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
他针对当时有些人把陶行知视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
、有些人则因陶行知曾师承杜威而抱有“成见”
，着重分析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实质及其根源，以及生活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积极意义，提出以下见解：
1.“教学做合一”
的思想在一系列关系上打破二元论，把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哲学一元论基础上统一起来。
2.陶行知把教育建立在生活基础上，把教与学统一于做，是唯物主义者。
3.陶行知打破许多关碍，解决许多矛盾，都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他是“中国革命的教育家”
。
他的学术是服从革命而成为革命的学术。
4.陶行知从杜威那里吸收了教育与生活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的现实主义。
杜威没有跳出狭小的教育圈子与学校圈子，而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
他的革命不停止在教育圈子里和学校圈子里。
“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
5.根据地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
，“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陶行知的理想，而且有更多的发展”
。
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生活教育运动中有许多创造对中国有普遍意义，充分肯定其实际精神与革命精神，肯定陶行知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但仍把他们的一套纳入杜威体系。
当时的看法是：“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什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
。
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
杜威给陶行知以小本钱，陶行知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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