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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而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后仅7天，波及面积达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乾隆以老态龙钟之躯，领和珅嘉庆两个互有戒心之人，应对帝国猝然之变，其效率可想而知。
可事实上此时的嘉庆皇帝37岁，正是年富力强一展身手的时候，乾隆却对他弃而不用，大权独揽，万事让和珅去办，而和珅名不正言不顺，又时时顾忌嘉庆皇帝对自己的看法，缩手缩脚，当断不断，致使白莲教大起义在9年之后才被弹压，耗银无数。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的一天，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天，湖广总督毕沅给太上皇乾隆上疏，内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
的字句。
这样的字句让乾隆龙颜大怒——嗣皇帝什么时候宵旰勤求了？一切还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劳吗？
权力隐三角一方面造成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空洞化和泡沫化，致使皇权的内阻力持续加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贪腐盛行。
这其实是权力三角模式的潜规则或者说副产品。
表面上看，权力三角互相制约，可以克制权力高层的贪腐行为，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在这里，和珅和乾隆皇帝心照不宣地做了一个交易或者说赎买。
可以说和珅的贪腐行动是得到乾隆默许的——非如此，和珅不可能豁出身家性命为其制衡嘉庆的蠢蠢欲动而奔前跑后。
和珅就这样成了盛世的蛀虫，在盛世之君乾隆的眼皮底下。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蛀虫在帝国上上下下爬行，各种腐败大案层出不穷：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了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合伙贪污捐纳监生所交赈灾银两案；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发生了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亏空国库案；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发生了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勒索属员巨额银两案；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发生了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等案。
这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也是和珅效应的大发酵。
乾隆虽然大力弹压，可和珅不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乾隆所做的一切便收效甚微。
这是乾隆困局。
乾隆终其一生无法破局。
在最高权力的**面前，他终究不忍下手除去和珅，只将这世纪难题留给后来人。
盛世终于随之坍塌。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带着对最高权力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
5天之后，嘉庆帝动手。
他下谕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
史载，和珅被抄出来的家产包括：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
总值约达8亿两白银。
毫无疑问，这是那个已经远去的盛世的漏洞，大漏洞。
只是盛世不再，漏洞无人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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