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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与“转”
，就是在岁月静好间静悄悄嬗变的。
乾隆六十年是1795年。
这是18世纪的黄昏。
在21年前，美国开始了独立战争；15年前，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9年前，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6年前，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人权宣言》问世。
差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做了太上皇。
有一些迹象表明，乾隆有严重的权力崇拜症状。
这位“千古一帝”
在传位前表示：“朕仰承懋眷，精神强固，未至倦勤。”
“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大端，岂能置之不问，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
“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阅，奏知朕办理。”
（《高宗实录》）同年12月，乾隆帝又发出谕旨：“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
（《高宗实录》）这样的权力切割与再分配模式清楚地表明，乾隆不仅没有放弃军事权和人事权，就连日常的行政运作乃至于公文批复（行政权）他也要“嗣皇帝……奏知朕办理”
。
如此，嗣皇帝也就是嘉庆皇帝成了一个见习皇帝。
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见解、政治人格的符号皇帝。
但是乾隆的强悍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他也要引进一个人，来制约嗣皇帝趁他老迈无力时有可能发动的篡党夺权之举。
这个人就是和珅。
和珅的出身很一般，文化程度不高，是秀才而不是举人，稍通文墨而已。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时和珅只是个长得不错的三等侍卫，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任何飞黄腾达的可能。
但是6年之后，和珅先是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然后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
这都是些肥缺。
乾隆似乎要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他一个人，让和珅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而崇文门税务监督确保和珅捞到足够的好处。
随后，和珅爬过户部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等职位，直达权力中枢。
1790年，和珅的儿子和乾隆最小的女儿结合了，由此，和珅成为和乾隆走得最近的人，从而构成了乾隆晚期权力隐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乾隆的良苦用心至此浮出水面——他对和珅所有的恩宠只是为了制衡嘉庆皇帝，确保自己太上皇的地位和最高权力不受侵蚀！
这是一个帝王的私心，毫无疑问，这样的私心对帝国来说极具危害性。
最直接的一个损害是行政效率的下降，统治力大不如前。
因为乾隆老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已85岁。
关于乾隆的老态，由清廷返国的朝鲜使者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报告：“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
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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