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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素把逻辑也归入先验之列，而金岳霖则对先天与先验作了区分，以为逻辑是先天原则，只有归纳才是先验原则。
先天原则是超时空的，即使在时间打住的条件下，它仍是真的；先验原则则只有在时间流逝、事实不断发生条件下才是真的。
[93]换言之，它的基础在现实存在之中。
这样，归纳原则一方面是经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又并非游离于现实的经验世界。
尽管金岳霖的先天、先验之说仍多少带有抽象甚至思辨的性质，但它同时又从一个侧面对归纳原则作了不同于实证论的解说。
金岳霖对归纳原则及其基础的如上考察，对解决休谟问题无疑是一种理论的尝试，其中所包含的不少见解显示了其独到的思路，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实证主义的框架。
当然，归纳作为科学方法，总是与演绎联系在一起，并且内在地包含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仅仅依靠归纳，无法达到真正的普遍，唯有将归纳与辩证的分析及演绎结合起来，其结论才能真正达到普遍必然性，而这种普遍的结论又只有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能获得有效的形式。
离开了科学方法的各个环节及实践过程，显然难以完全解决归纳的可靠性问题，作为一个从实证主义中出来的哲学家，金岳霖对上述理论关系似乎未能完全把握；与这一点相联系，金氏把归纳原则视为接受总则，对接受过程（以得自所与还治所与）的复杂性，显然也注意不够。
以近代科学思潮的演化为背景来反观金岳霖的工作，则不难注意到，他对逻辑与归纳作用的规定及归纳有效性的论证，同时也是在哲学上对科学方法内在价值的确认及其合理性的辩护。
从严复到胡适，尽管科学方法的地位一再得到提升，但其所以合理的根据和基础却往往缺乏深入的阐发与辨析，从而，对科学方法的倡导常常是基于一种独断的信念。
相形之下，金岳霖对归纳方法等的阐释已开始超越独断的教条，而展示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它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认同与接受，无疑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金岳霖将逻辑与归纳视为知识经验所以可能的条件，也意味着确认了科学方法的本源性，它或多或少呼应了科学方法万能的时代思潮。
科学的王国在科学方法中获得其内在的支柱，科学的方法以理性的程序赋予科学以合理的形式。
通过对科学方法内在环节与外在作用的双重澄明和层层渲染，以及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沟通，科学既展示了理性化的进路，又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
在科学方法的独尊中，科学在更内在的层面上被看作合理性的象征，并进一步成为膜拜的对象。
[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3集卷1，1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2]（清）严复：《严复集》，10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A.te，ThePositivePhilosophy，London，1853，pp.97-100.
[4]H.SpeudyofSociology，London，1894，pp.23-30.
[5][法]孔德：《论实证精神》，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清）严复：《严复集》，13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清）严复：《严复集》，10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清）严复：《严复集》，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清）严复：《严复集》，40页。
[10]（清）严复：《严复集》，232页。
[11]（清）严复：《严复集》，8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清）严复：《严复集》，1095页。
[13]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41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4]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97页。
[15]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97—98页。
[16]王国维：《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1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7]王国维：《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12页。
[18]王国维：《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13—24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9]王国维：《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8页。
[20]王国维：《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96页。
[2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遗书》第4册，27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22]章太炎：《菿汉微言》，5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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