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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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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复相近,王国维对科学方法也予以了自觉的关注,从王国维的如下论述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
[13]这里既表现了一种历史紧迫感,也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应当引入什么样的方法?王国维通过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对此作了考察:“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14]这里所说的思辨,主要不是指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而是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因此,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如上差异,具体便表现为名学(逻辑)发展程度的不同:
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15]
在王国维以前,严复已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忽视形式逻辑的问题,王国维的如上看法继严复之后更明确地突出了这一点。
尽管断言中国无名学似乎并不十分确切,因为事实上先秦的后期墨家已经建立了一个形式逻辑的体系,但相对于西方而言,形式逻辑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确实是无可讳言的。
墨辩(后期墨家的逻辑学)在先秦以后几乎成为绝学,便是一个明证。
就此而言,王国维认为中国人短于逻辑分析,确乎触及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弱点。
也正是有见于此,王氏特意翻译耶芳斯的《辩学》,在严复之后进一步将西方的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
在这方面,王国维与严复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眼光。
相对于严复之注重实测内籀之学,王国维首先将关注之点指向了逻辑分析之维。
除了从一般的理论层面对逻辑分析方法加以引述及阐发之外,王国维还十分注重逻辑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
正是以此为手段,王国维对传统的哲学范畴作了种种疏解与辨析。
“性”
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然而,按王氏之见,以往的哲学家常常“超乎经验之上”
以言性,故往往陷于自相矛盾,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不能避免这一归宿:“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
然使之放其心者谁欤?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
然所以能伪者何故欤?”
[16]在此,王国维着重从逻辑上揭示了传统人性范畴的内在缺陷,这种逻辑的分析确实体现了一种近代哲学的特征。
“理”
是中国哲学中另一重要范畴,宋明以后,理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理解宋明以来传统哲学的关键性范畴。
王国维曾撰《释理》一文,对理的内涵作了细致的阐释。
就其原始的语义而言,“所谓理者,不过谓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
[17]展开来说,理又有广狭二重含义。
广义的理即理由,它既是指事物所以存在之故,即原因,又是指逻辑推论中的论据;狭义的理即理性,亦即主体形成概念以及确定概念之间联系的思维能力。
然而,在程朱理学那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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