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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对人生的如此理解，明显地蕴含着某种世俗化的倾向。
历史地看，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在人生取向上往往伴随着一个平民化的过程，相对于贵族化的人生目标、圣贤化的人格模式，平民化的取向无疑更多地切近于人的现实存在。
然而，平民化如果完全等同于世俗化，那么，人生往往会趋向于对既成现状的认同，从而淡化其理想的、超越于现实的这一面。
合理的人生固然不能脱离现实，但以现实为根据并不意味着仅仅片面地接受或认同现实，人生作为一个过程，常常处于实然与应然的张力之中，应然作为理想，总是具有超越于现实的维度。
科学派将人生理解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似乎过于强化了对现实的认同，而未能注意到人生的理想性、超越性这一面。
作为世俗化的存在，人并无崇高性可言，相反，从宇宙在时空上的无限性看，人倒是显得十分渺小：“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
[31]人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传统人文主义及人道主义的基本信念和预设，然而，在科学派的宇宙论中，这种信念却失去了根据。
从科学的视野看，自然的现象与人及其社会活动之间也没有高下之别：“一根地上的小草，一只显微镜底下的小生物，一个几万万里的星球，一件人类忽略不经意的平淡的自然变化，到科学家眼里，和惊天动地**精摇魄的人间事实招到同等的注意了。”
[32]这种观点，实际上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否定了人在自然中的优先性。
从历史上看，人文主义总是在不同意义上追求自然的人化，传统儒学要求化天性为德性，近代人文主义要求征服自然以为人所用，都表现了实现自然人化的意向。
这种意向背后所蕴含的，是以人道为价值评判的中心。
科学派将自然与人等量齐观，多少偏离了这种人文的原则。
如前所述，作为近代价值体系的信奉者，科学派对个人自由、个性原则等始终持肯定的态度，胡适认为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
[33]，便表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将人生自然化和世俗化、从天人关系上强调人的渺小性并否定其崇高性，则又表现为对人道原则的某种冲击。
这种二重性，使科学派的人生观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
类似的紧张，亦往往见于西方近代的科学主义：就其确信人类理性能够支配自然，并力图实现人对自然的主宰性而言，它与人文主义似乎有趋同的一面；但就其将人工具化、对象化，并最终导向技术的专制而言，它所走的无疑又是一条与人文主义相对的路。
这样，对人道原则的认同与对人道原则的消解，似乎构成了科学主义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科学派同样亦未能超越这种悖论。
科学派对人类中心观念的扬弃，无疑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对人文主义的否定，后者似乎或多或少逸出了以人的自觉和人性高扬等为内容之一的启蒙思潮。
不过，从理论上看，这种否定并非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
人类中心涉及的是天人关系，就天人关系而言，人文主义要求以人为价值评价的出发点，无疑体现了人是目的的人道原则，但片面地以人类中心为视域，往往亦蕴含着天与人的对峙：相对于人，天（自然）仅仅呈现为作用与征服的对象，这种价值取向如果过于强化，便很难重建天与人之间的统一。
由这一意义而论，科学派从人是中心转向等观天人，显然亦潜含扬弃天与人分离的历史意蕴。
当然，如前所述，科学派之等观天人，在相当程度上以科学的统一为其前提；这种科学主义的立场决定了科学派无法真正达到天与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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