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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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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表明，20世纪初，科学已确乎被泛化与提升为一种“主义”
，并渐渐渗向知识学术、生活世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
在追求知识、学术统一的努力中，科学趋向于在知识领域建立其霸权；以走向生活世界为形式，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并由此深入个体的存在领域；通过渗入社会政治过程，科学进而内化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设计，而后者又蕴含着社会运行“技治”
化的趋向。
科学的这种普遍扩展，既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又指向生活世界与社会领域，其中包含着多方面的历史意蕴。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在五四时期何以会泛化为一种普遍价值—信仰体系？除了中国近代由技到道这一科学演化过程的制约之外，它还与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
如所周知，五四是一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传统的规范、观念、价值、信仰等，至少在表层上受到了普遍的冲击。
这种冲击和否定当然并非始于五四。
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它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面对旧的价值—信仰体系的崩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摆脱了传统内在束缚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迷茫而无着落之感。
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信仰体系，以便重新获得依归与范导。
而传统的观念体系，也只有在新的价值—信仰体系确立之后，才能真正超越。
于是，重建价值—信仰体系便历史地提到了五四知识分子面前。
就其本质而言，价值—信仰体系既应当具有可信的品格，也应具有世界观的功能，前者决定了它至少必须在外观上包含真的形式，后者则要求提供最大限度的涵盖面。
在近代中国，只有科学才内在地包含着被赋予以上二重品格的可能：这不仅在于科学以真为追求目标，而且在于科学思想本身蕴含着较大的理论张力：从明清之际到近代，科学往往纠缠于形上形下之间，便表明了这一点；严复等维新志士在将进化论等提升为普遍的天演哲学（救亡图强的一般根据）时，更是进一步朝普遍泛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这样，当五四知识分子为重建新的价值—信仰体系而上下求索之时，严复辈的终点便成了他们的起点；科学经过再一次升华与泛化而成为一种新的范导体系。
正是由于科学主要作为价值—信仰体系而被推至时代的前台，因而它一开始便超出了具体的实证与经验之域。
重建价值—信仰体系的过程，同时又与思想的启蒙相联系：以新的价值—信仰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信仰体系，其内在含义即在于使主体从传统走向近代，而后者又构成了启蒙的历史主题。
一般而论，启蒙作为一种思想的变革，主要表现为观念的转换：人的近代化之本来内涵首先是观念的转换；作为启蒙内容的观念转换，当然不仅仅是个别观念的更新，而是一种总体上（格式塔式）的转换——即整个意识形态框架的变更。
后者所需要的，显然不是某一领域的具体知识，它的实现，恰恰要求突破特定的经验领域。
这样，当科学与启蒙的历史要求相遇时，它首先便面临着一个自身超越的问题，换言之，它必须由具体的知识形态转换为更为普遍的观念形态。
五四的知识分子在确立新的价值—信仰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完成了以上的转换，而后者的直接结果，便是使科学进一步获得了普遍之道的性质。
当然，科学的形上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启蒙的历史要求，它有着更为深沉的历史缘由。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反传统的倾向，但传统的反叛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本身的制约。
当五四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学的泛化以建构某种超越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时，这种转换方式本身却并没有完全离开传统。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引人瞩目的传统，即强调道高于技。
早在先秦庄子便已借庖丁之口突出了这一点：“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64]在正统儒家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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