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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价值—信仰体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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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在1917年所撰的《再论孔教问题》一文中，陈独秀便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自称为“信仰科学的人”
。
作为信仰的对象，科学显然已不同于实证的具体知识形态，而是被赋予了某种世界观的意义。
正是内涵的如上转换，使20世纪初的“赛先生”
（科学）成为文化变革的重要旗帜。
20世纪初的思想界，在推崇与倡导科学的主潮之外，亦存在怀疑、批评、责难科学的潜流。
一些坚持传统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往往持拒斥的立场。
薛祥绥在《讲学救时议》一文中，甚而断言：“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
[49]礼义既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又常常被视为传统价值体系的象征，科学与礼义不并立，意味着科学与传统价值体系的不相容。
对科学的这种抨击和否定，在当时新旧思潮的激**中代表了一种颇具典型意义的趋向，它可以看作是走向近代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回流。
以此为背景来反观科学的泛化便不难看到，将科学提升为一种正面的价值体系，意味着从价值观的层面确认科学存在的合理性，后者无疑可以视为对近代反科学历史回流的一种积极回应。
将科学提升为价值—信仰体系，其意义当然不限于对科学价值的维护；它在更内在的层面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思维方式常常又被称为科学精神。
新潮社的重要人物毛子水曾对科学精神作了如下解说：
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
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
。
[50]
这里的基本之点，不外乎求是的态度和理性的观念。
求是（如实把握对象）意味着将目光转向事实界，理性的观念则要求悬置独断的教条。
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常识，略无新意可言，但在后经学的时代，它却有独特的意义。
随着以权威为准则的经学传统的终结，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已逐渐成为时代的问题，科学精神的倡导无疑在这方面表现了一种建设性的努力。
当近代思想家试图以科学统一学术、知识领域时，已蕴含着以科学取代经学的意向；与之相联系的科学精神，则从更普遍的层面表征着从经学时代向理性时代的转换。
求是的态度与理性的精神所指向的，首先是真理；推崇科学精神的近代思想家对真理往往表现出热切地向往。
任鸿隽在谈到科学精神时，曾作了简要的界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
[51]胡明复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表述了类似的看法：“科学方法之惟一精神，曰‘求真’。”
[52]这里所谓求真，已不限于文献考证意义上的求其实，而是具有更为宽泛的内涵。
从求真的主张出发，近代思想家进而要求超越单纯的实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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