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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
而已。
[53]
从逻辑上看，尽管求知过程就其终极的意义而言总是与人的实践过程无法分离，但在一定的层面，它似乎又可以区分为两种向度，即为实用而求知与为真理而求知。
在前一种情形中，知识、真理似乎只具有手段的价值；在后一场合中，真理则呈现出自身的内在价值。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用”
似乎予以了较多的关注，从个人德性培养中追求“受用”
，到广义的经世致用，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这种趋向如果推向极端，往往容易忽视知识的内在价值，并使知识难以获得独立的品格。
事实上，在儒家仁知统一的格局中，格物致知总是与正心诚意联系在一起，知识的追求亦往往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纠缠，而未能在纯粹理性的形态下展开。
近代的科学信仰者要求为真理而求真理，其深层的意义就在于：它以相当的历史自觉突出了知识的内在价值，并赋予知识以独立的品格。
这是一种视域的转换，可以说，正是在为真而求真的倡导中，学术的独立才作为一个时代要求而突出起来。
这当然不是个别思想家的偶然提法，陈独秀便曾撰《学术独立》一文，对“学术独立之神圣”
[54]作了明确肯定；胡适亦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
[55]，从中不难看到一种科学旗帜下的时代趋向。
与学术独立相联系的是人格的独立。
学术独立既要求学术从精神受用、经世致用等考虑中解脱出来，又意味着不受制于独断的教条、不盲从外在的权威；后一意义上的独立，更多地与理性的独立思考等相联系。
从现实形态看，理性的独立品格与个人的独立人格并非存在截然分隔的鸿沟。
陈独秀便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若有意识之人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
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
[56]此所谓有意识，并非泛然有知，而是指理性的独立意识；正如在知识活动中，理性的独立思考不应屈从独断的教条一样，在社会的交往过程中，主体不应成为他人的附庸。
在这里，科学的观念与自由平等的意识似乎已融合为一，而科学精神则更具体地展示出其价值观意义。
然而，如前所述，作为涵盖各个文化层面的普遍之道（价值体系），科学在被一再提升和泛化后，本身往往又成为信仰的对象。
胡适曾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
[57]这种信仰当然并非宗教式的盲从，但它确实又有别于认知意义上的相信。
对科学的如上崇信，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寻找新的文化范式的尝试：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前后，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之后，科学便成为建立新世界观的一种选择。
但科学在被强化为一种规范体系后，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其负面的意义：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普遍扩展以建立自身的霸权、科学入主生活世界而将人生逻辑化和机械化、科学渗入社会政治领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治”
倾向，等等，已从不同方面展示了这一点。
随着科学的信仰化，科学本身也逐渐取得了权威的形式。
作为一切知识所追求的最终形态，科学同时也被理解为一种真理体系，它不仅提供了对宇宙人生普遍有效的解释，而且构成了评判、裁定一切学说、观念的准则。
作为真理的化身，科学获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58]，一切知识、学术观点只有合乎科学的准则，才有立足的可能，一旦被判为非科学，则将被逐出科学之域。
这种经过形而上化的科学，不仅在重建学术的统一这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经学”
，而且在权威性上也获得了某种“新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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