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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
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
[24]
文学以情为内容，科学以理为精神。
在学术知识的领域，任鸿隽的理想是使传统学术思想由“偏于文学”
而“归于科学”
[25]，在人生之域，这一理想则具体化为以理正情。
知识的科学化与人生的理性化，在这里似乎达到了一致。
对人生过程的如上看法，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传统哲学的某些看法。
理与情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常常表现为性与情之辨。
魏晋时期，王弼提出了性其情之说[26]，其基本含义是以性统情和化情为性，二程对此做了发挥。
从内涵上看，情属于广义的心，作为心的一个方面，它处于感性经验的层面。
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程颐提出了如下看法：
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
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
形即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
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
情既炽而益**，其性凿矣。
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
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
[27]
这里提出了性情关系上的两种原则，即性其情与情其性。
性其情的含义已如前述，情其性则意味着以情抑制性。
程颐吸取并发挥了王弼性其情之说，以此拒斥了情其性。
情性关系上的这一原则，后来亦得到朱熹的一再肯定。
[28]在程朱那里，与化人心为道心一样，性其情表现了理性本质的泛化趋向，在这一过程中，与感性存在相联系的人之情多少失去了其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唯有在同化于普遍的理性本体之后，才能存在于主体意识。
不难看出，任鸿隽的以理正情，与传统哲学的性其情，显然颇有相通之处。
近代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固然往往对传统的思想持批评的态度，但在其意识的深层，却常常又浸润着传统的观念。
在从科学走向人生观的过程中，传统道德领域的理性主义主流，似乎为科学与人生的沟通作了某种理论上的铺垫。
在科学精神与理性的交融中，人生的过程往往呈现出现实的功利之维。
陈独秀曾对科学精神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
总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
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
……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
[29]
质言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而科学在人生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功利主义。
作为科学人生观的体现，功利主义还构成了道德的担保：“自广义言之，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
[30]一般而言，功利主义有二重性：就其将道德上的善还原为苦乐等感性的因素而言，它无疑表现出经验主义的倾向，就其注重利益的理性谋划、计较而言，又内含理性主义的向度；前者往往导致人生的物化，后者则与理性化的构成相一致。
在科学的人生观中，这二重趋向似乎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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