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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学传统中的经典疏解，也往往使研究过程较多地导向义理的揣摩，并由此渐渐疏离实证之域而趋向于思辨化和独断化。
就此而言，将逻辑推论、实证态度提到重要地位，无疑有助于在学术研究中达到实质的体系与形式的体系之统一，并消解由经学研究而形成的思辨化、独断化传统。
事实上，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即一再地将科学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所谓“学科学的人最反对独断式的言论”
[16]，便表明了这一点。
逻辑的注重和实证的原则与经学传统的如上消解相结合，构成了学术与知识领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实事上，知识的科学化与学术的近代化，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很难截然分隔。
然而，以科学为知识的理想形态，并把科学化作为划分知识与非知识的唯一准则，同时内含着在知识领域中确立科学霸权的意向。
在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观念之下，科学似乎成为知识合法性的主要根据。
这里所谓知识的科学化，不仅涉及一般科学方法的运用，而且亦意味着狭义上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而无论是广义的研究方法，还是狭义的科学模式，主要又被理解为两个方面，即逻辑的形式与实证的原则。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知识总是包括一般的认识成果和思维成果，而认识和思维的成果既很难仅仅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规定，也无法以单一的逻辑框架和实证模式去裁套。
以逻辑化与实证化为知识的准则，必然导致知识领域的贫乏化。
确实，在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中，对知识本身的理解往往也变得片面化了。
以人文学科而言，在科学化的追求中，人文学科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似乎一再面临危机：因为它在很多方面显然难以满足实证的要求。
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以科学来统一不同知识领域的趋向。
事实上，在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早期实证主义那里，便已开始关注科学的统一。
孔德提出了实证哲学的体系，而实证哲学同时又被理解为各门科学的一种综合。
在孔德看来，“实证精神拥有构成我们知性最终统一的自发能力。”
[17]马赫通过感觉的分析，提出了所谓“中立要素”
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
作为实证主义第三代形态的逻辑经验主义，同样以科学统一性为追求的目标。
当然，相对于马赫的心理主义趋向，逻辑经验主义更多地将科学的统一与科学的语言联系起来。
卡尔纳普就把物理语言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以为用物理语言记录的观察结果，可以避免自我中心的困境，并达到主体间的一致性。
由此，卡尔纳普进而认为，这种超越了私人性的物理语言能够普遍地运用于科学的各个学科，而科学语言的统一，最终又可以引向科学本身的统一。
中国近代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同样持有类似的观点，丁文江便从对象与方法上，强调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统一：“我们说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没有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所研究的材料同为现象，研究的方法同为归纳。”
[18]
科学的统一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它往往指向科学之外的领域。
从科学内部看，科学统一含义之一在于使科学认识成果具有可通约性，但广义的认识成果并不限于科学，由科学的统一进而达到一般知识领域的统一，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
换言之，科学统一的理想，总是包含着向一般知识领域扩展的要求：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知识科学化的追求，可以被视为科学的统一由内向外延伸的逻辑结果。
而这种延伸与扩展所内含的历史意向，则是在知识领域普遍地建立科学的霸权。
当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化的追求又有其较为独特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是以经学的终结为前提的。
经学的终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似乎包含二重意义：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统一模式的解体。
学术与知识领域的分化，逻辑地引发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原有统一形态的解体，则使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
20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无疑表现了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然而，颇有历史意味的是，作为知识统一主要形态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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