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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经的外在功用被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从制事的角度规定经，意味着经学的研究主要不在于经义本身的辨析，而在于为经世的实事提供指导。
正是以此为前提，魏源进而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论点：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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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嘉学派的经学研究中，经术主要被理解为把握经义的方式；作为治经的方式，它总是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在语言文字等领域出现的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固然表现了具体学科对经学的从属性，但蔚为大国本身亦从一个方面表明，这些学科自身的价值已开始得到某种确认。
相对于经术与经义的融合与经术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以经术为治术所侧重的，主要是经术的外在价值：经术被理解为经世治国的手段。
可以看到，在今文经学的形式下，魏源着重突出了经术之“用”
，所谓“以周易决疑”
“以春秋断事”
，等等，所指向的都是经术的外在功用。
如果说，以“术”
（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治经逻辑地引发了经学的实证化趋向，那么，以经术为治术则意味着经学本身的工具化。
在经学工具化的视域中，关注点已不是揭示经学义理的本来含义以及阐明这种经义，而是它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效用。
这种将“学”
视为“术”
的思维路向，亦影响着魏源本人及早期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
不过，以经术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固然不同于文本的考释，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越出传统思想（今文经学）之域；魏源思想的时代特征并非仅仅体现于此。
如前所述，魏源的一生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属过渡时期的人物。
他既对旧时代的衰变有深切的感受，又初步地领略了在血与火中东渐的西方近代文明。
历史地看，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
和“技”
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之前，而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从“器”
与“技”
开始的。
与林则徐相近，魏源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
作为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变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对西方之“夷”
的力量有相当具体的认识，并力图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所以强盛的根源。
鸦片战争的硝烟消散不久，魏源便编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在介绍西方状况的同时，又分析了其强盛之因。
尽管魏源当时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夷夏之辨，但当他认真地对西方之“夷”
加以考察时，其“器”
、其“技”
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针对当时以西方的“器”
为奇技**巧等看法，魏源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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