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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以“技”
治经到以“技”
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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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尽管仍存在着某种形上的趋向，但它毕竟在经学的形式下提升了“技”
的地位。
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
，主要被用于经学研究（治经），其范围基本上限于文献考证与诠释。
从理论形态看，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更多地上承了古文经学的传统。
19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学术的趋向也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后者突出地表现为：经世致用的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所谓“技”
则相应地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清代的今文经学初起于嘉庆末年，渐盛于道光期间。
作为经学的不同学派，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可以追溯到两汉。
从学术旨趣看，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以发挥微言大义见长；前者在治学方法上倾向于实证研究，而与现实政治相对疏远，后者注重对经义的阐发，往往与现实的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
清初至乾嘉，学术的主流主要是古文经学一系的汉学，在以科学之“技”
治经的同时，其现实政治的关切也往往趋于淡化。
道光期间，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契机，学术与经世的关系开始由远而近。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常常被溯源到庄存与（1719—1788）、庄述祖（1750—1816）、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等人，但真正赋予今文经学以新的历史内涵的，则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1792—1841）在经学上倾向于公羊学，主张通经以致用。
从传统的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的变易观点出发，龚自珍更多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并提出了社会变革的要求。
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已由盛向衰，如果不加以改革，便必然将导向乱世，而要变革，则必须“通乎当世之务”
[1]。
不过，龚自珍尽管已朦胧地预感到旧时代即将终结，但作为旧时代中的人物，其视域并未能完全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从龚自珍的自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2]衰世固然需要救治，但救世之术，却依然不脱往日的旧方。
从生活的年代看，龚自珍基本上属前近代，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翌年，龚自珍便告别了人世，而鸦片战争则通常被理解为步入近代的标志。
相对于龚自珍，魏源（1794—1857）似乎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两个时代，其思想更多地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在经学上，魏源亦认同今文经学，主张由名物训诂、典章考释转向微言大义的探求：“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3]不过，与龚自珍相近，魏源所上承的，主要是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传统。
魏源对“经”
做了如下界说：
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
[4]
制事亦即经世治国的活动，按魏源之见，经的作用便在于帮助人们求道而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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