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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智慧的历程并没有随着现代哲学史的终结而终结：它在今天依然得到了延续。
事实上，哲学之思总是伴随着对存在的无尽追问，智慧的探索也很难规定一个终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历程，在历史与逻辑上都构成了世纪之交哲学重建的先导，而对近现代智慧探索历程的批判反省，无疑将为今天的哲学沉思提供一个更高的理论起点。
智慧的探索不仅涉及形上之域，而且也关联着历史领域。
对历史过程的反省，很早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方面，宋明以来的道器之辩，亦蕴含着历史观的问题；王夫之所提出的“无其器则无其道”
，已注意到历史过程与历史规律本身的统一问题。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趋向、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向何处去”
的时代问题，使近代哲学家进一步注目于历史领域。
康有为将“公羊三世”
说与《礼运》中的“大同”
“小康”
联系起来，试图以进化论来解释历史过程。
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进化论成为历史观的理论前提。
五四以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从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考察，也开始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历史哲学的这一演进过程，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
就广义的近代化过程本身而言，它固然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但这一进程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负面的意义。
现代化过程本身的悖论在历史和逻辑上导致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态度。
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哲学学派，对现代化过程往往表现出批评的立场和疑虑的心态。
另一方面，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则更多地以现代性的辩护者姿态出现。
“现代性”
本身虽然并不是一个哲学范畴，但现代性的问题却可以而从哲学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思想家往往从各自的角度，探讨着现代性的问题。
当我们反思这一争论过程时，常常既可以感受到其中跳动的时代脉搏，也可以更真切地把握哲学的演进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
[1]这里的“近代”
即英语中的modern，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的，包括一般所说的现代，同样，后文中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也是就广义而言，包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
[2]（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3]（宋）朱熹：《论语或问》卷一。
[4]《论语·宪问》。
[5]《庄子·养生主》。
[6]（宋）朱熹：《西铭论》。
[7]《论语·阳货》。
[8]（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9]（清）严复：《严复集》，1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见《陈独秀文章选编》，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1]（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八，见《朱子全书》第16册，18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陈独秀文章选编》，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3]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集卷4，90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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