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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在广义上包括思想史的研究。
与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基本论点一致，傅斯年对思想史的内容首先做了语言材料上的理解。
在他看来，“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他以西方思想史为例，对此做了具体论述：
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
[45]
质言之，哲学不过是对语言作思辨解释的产物；思想史（哲学史）可以还原为语言的演化史。
与之相应，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归结为语言的分析，亦即把繁复的玄学表述，还原为简易的语言陈述。
在谈到佛学典籍的解读时，傅斯年便明白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便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
[46]依此，则思想史的难题，一旦运用语言的分析便可迎刃而解。
这种看法或多或少以语言的分析取代了理论的阐释，它可以看作是强调史料整理而拒斥理论疏通这一史学观的逻辑引申。
傅斯年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上述原则，而且力图将其贯彻于自身的研究过程。
他曾撰《性命古训辩证》一书，对“性”
“命”
的范畴作了研究，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
[47]。
从外观上看，这一研究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两书均以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为研究对象。
然而，恰恰是对戴震，傅斯年在上述著作中一再提出批评，认为他“师心自用者多矣”
。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中的重镇，而考据学又以事实的辨析为主要内容，傅斯年本应引戴震为同道，何以反给予他如此苛评？问题的症结之一便在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多重性。
如前所述，就其形式而言，戴震在该书中运用了类似几何学的推论系统，但全书的内容，又主要展开为一种理论的分析；正是后者，偏离了傅斯年“证而不疏”
的原则，而所谓“师心自用”
，也显然主要对戴震的哲学阐释而发。
傅斯年肯定语言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无疑有其见地。
从思想史的研究看，语言分析对于准确地把握思想史上重要范畴的含义，并深入地理解思想史的演变，确乎不可或缺。
然而，由此将思想史的研究仅仅归结语言分析，则又表现了一种实证论的立场，它在某些方面接近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理解。
而就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演进而言，把思想史演进还原为语言分析，又以认同实证论的方式，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示了科学化的追求。
要而言之，傅斯年以史料学限定史学，悬置史料整理、语言分析之外的理论阐释，试图以此担保史学的科学化。
从理论来源看，傅斯年对史学的这种理解无疑受到了近代西方某些史学流派的影响，这里首先应当一提的是德国的兰克学派。
兰克学派的奠基者是兰克（L.V.Ranke），他强调史学研究中的客观性，认为史学的目的“只不过要如实直书”
[48]。
所谓如实直书，也就是通过广泛地收集和严密地整理材料，对历史事实作客观的叙述，避免一切虚构，这里已蕴含着一种科学化的要求。
傅斯年曾留学德国，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也甚为推重；在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论点中不难看到兰克学派的浸染。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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