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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时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毛子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对此作了发挥：
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
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
[8]
此所谓现代科学，首先是指自然科学。
在这里，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洗礼构成了学术取得合法形态的前提；科学对知识的入主在更广的层面得到了确认。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以外的思想家，这里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孙中山。
在著名的《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指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
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9]孙中山首先是从事政治实践的革命者，但在其观念的深层，却同样可以看到科学至上的时代思潮的影响。
在科学之外无真知的口号下，科学成为唯一合理的知识形态；而孙中山的革命背景，则使对科学的认同进一步与政治的信念融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确信。
陈独秀在谈到社会领域的知识时曾指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10]在这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引入亦被理解为社会、人文知识所以可能的前提。
就其把社会领域的知识视为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结果而言，陈独秀的这种看法与傅斯年等似乎颇为一致。
不同的是，陈独秀还试图进一步以此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
……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
[11]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自然科学归纳法的应用，这种解释模式本身的非“科学”
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种不科学的解释中，却不难看到以科学君临整个思想知识领域的倾向。
将自然科学视为不同知识领域的理想范型，当然并不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独有的现象。
事实上，海耶克（F.A.Hayek）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作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中，已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简单搬用和效法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语言与科学方法提出了批判，并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科学主义”
。
[12]索雷（TomSorell）进而把以上的科学主义倾向视为一种信仰：“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严密、最有益。”
[13]海耶克的批评与索雷（TomSorell）的解说，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界与知识界已存在的现象而发的，它同时亦表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向不同知识领域的渗入，是科学成为“主义”
之后的重要特征。
与各个学术思想领域普遍引入科学方法、追求科学模式相应，科学本身也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延伸的过程。
吴稚晖曾乐观地推断，各门学科“向前愈进，即科学之区域愈大；进不已，大亦无穷。”
[14]换言之，知识之域的每一进展，都意味着科学领地的扩展，科学在此似乎构成了知识发展的极限：知识的任何增长，都无法超越科学的界域。
这种观点当然并非仅见于个别人物。
事实上，在吴稚晖以前，曾留学美国、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社中坚人物之一的胡明复，便已具体地表述了类似的看法：
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之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
[15]
对科学范围的如上规定，内在地涉及科学与知识领域的关系：将整个宇宙人生都视为科学的一统天下，同时亦意味着一切知识领域的科学化。
知识的科学化追求，有其多方面的历史意蕴。
如前所述，作为知识理想形态的科学，首先是指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固然往往与自然科学纠缠在一起，但亦涉及一般的方法论原理，后者包括强调逻辑推论、注重事实验证等。
从历史上看，某些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知识领域往往对形式逻辑注意不够，与之相联系，思想与知识的形态常常主要作为实质的系统而存在，而缺乏形式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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