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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化：知识领域的科学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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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凯歌行进，首先表现在知识的领域。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
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
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学术，我们似乎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却往往都被涵盖在经学之中。
即使到了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
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
直到近代，随着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东渐，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才开始分化出来。
在20世纪初，这些学科逐渐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
近代意义上诸种学科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知识与学术领域的分化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的形上化（泛化）呈现为一种同步的态势，并构成了科学在知识领域建立霸权的历史前提。
以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和分化为背景，将科学提升为“主义”
的近代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知识的划界；知识的这种划界，主要便表现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
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鸿隽曾明确指出：“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
[2]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成为科学派主将的丁文江，后来进而对知识问题作了这样的阐释：
知识问题也要下几句注解。
我说以“科学知识”
为向导，其实科学二字是可省的，因为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
[3]
在此，知识与非知识成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领域，而科学则似乎构成了知识的唯一形态：唯有经过科学方法的洗礼，才有资格进入知识之域。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五四”
前后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尽管蔡元培对艺术等作用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但在知识问题上却仍强调：“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
[4]质言之，科学之外无知识。
以科学为知识的合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学科、学术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为其追求的目标。
知识的这种科学化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仿效。
在谈到历史学时，傅斯年曾作了如下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5]关于历史学与史料学关系的如上规定是否确当，可暂且不议；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工具。
这种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显然不限于哲学层面的一般方法论原理，而是同时涉及具体的操作环节和程序。
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如上引入相联系，具体的科学形态往往成为知识的理想范型，正是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6]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以达到生物学、地质学这样的科学形态作为其“工作旨趣”
，无疑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科学在知识界的普遍渗入。
科学化的追求，当然不仅仅体现于历史学的领域。
任鸿隽在展望中国学术思想的未来时，便明确地把科学化视为其归宿：“吾国之学术思想，偏于文学的。
……其变也，必归于科学。”
[7]这里所涉及的，已是广义的思想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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