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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与思维方法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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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在明清之际得到认同，固然首先在于它在“技”
这一层面展示了其实用的价值，从而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但“技”
本身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外在的“用”
。
当徐光启等思想家由西学之“用”
进而反思其更内在的规定时，他们的目光便开始从具体的科学知识转向获得和达到这些知识的方法。
徐光启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对“义理”
与“法数”
作了区分：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
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
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7]
这里所谓义和理，既是指天文、数学等知识领域的原理，又涉及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与之相对的法与数，则主要和具体的推算程序、范式等相联系。
前者（思维方法意义上的义理）常常被比作金针，在徐光启看来，重要的便是使人从思维方法的层面把握西学的内核：“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
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8]在这里，思维方法已被视为西学之中更为根本的方面。
从思维方法切入西学，首先表现为对数学的注重。
明清之际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考察了数学的作用，其中，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的论述颇具代表性：“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9]在此，数学已被视为一切制作的基础。
要求从数量关系上规定事物，并以此入手变革对象，无疑表现了某种科学的自觉。
以数制器，涉及的还是数学的外在规范功能。
就方法论而言，数学的作用更内在地体现于明理过程。
李之藻指出：
数于艺犹土于五行，无处不寓。
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数莫纪；闻见所不及，六合而外，千万世而前而后，必然之验，非数莫推。
[10]
直接经验的成果（耳目所接）唯有数学的方法才能概括整理，广而言之，直接经验之外的必然之理，也只有运用数学的方法才能推知。
值得注意的是，李之藻在此将数学方法与“必然之验”
联系起来，亦即肯定了数学推论不同于或然性的经验归纳。
通过数学推论而把握必然之理的过程，常常又被称之为“缘数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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