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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较之王星拱将哲学视为科学的高级形态，密塞斯将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理解为初级形态的科学，后者更多地强调了科学对哲学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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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的科学，哲学的和一工作具体表现在对各门科学的定位：“若是有哲学来尽这个会同的职务，则各种科学本身之重要或附属之地位，及其间之秩序与谐和之关系，都可以有适宜的处置。”
[10]各门科学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哲学的职能便在于对不同的学科加以沟通，并由此建立普遍的秩序。
这里似乎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首先通过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而使哲学取得科学的形态，尔后转而以科学意义上的哲学赋予科学以秩序，而哲学则在这种“和一”
、沟通工作中，进一步获得了科学的品格。
以哲学的科学化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当然并不仅仅体现于王星拱等中国近代思想家之中。
事实上，在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那里，已经可以看到类似的提法。
胡塞尔在1911年所作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已提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主张。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胡塞尔所谓严格科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相反，他在上述论文中对自然主义的科学观提出了种种批评。
所谓自然主义的科学观，首先是指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特点在于将科学主要理解为经验领域的实证科学。
[11]胡塞尔所谓严格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恰好试图超越那种自然主义的实证科学观念，包括执着于心物的二分、停留于经验的层面等。
他所提出的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即旨在突破经验科学与常识的观念，以指向纯粹意识或绝对的所与，这是一种悬置了外部对象、经验之后所达到的最本源的存在，也是一种最直接、自明的规定，以此为本，便可以使哲学获得可靠的基础，并进而走向严格科学。
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的结尾，胡塞尔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因为现代最引人瞩目的科学之中，即数学—物理科学之中，表面上占据它们大部分工作的东西都出自种种间接的方法，所以我们都特别倾向于过高估计间接方法，并且错误理解直接的把握。
然而，哲学必须追溯到终极的起源，在这个程度上说，哲学恰恰属于它自己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它的科学工作在直接的直观领域中所推动起来的。
因而，我们的时代必须迈出的最伟大的一步就是认识到，随着正确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对本质的现象学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展开了，而且还有一种科学——尽管它没有任何间接的符号的与数学的方法，没有前提与结论的设置，却仍然达到最严格的而且对于进一步的哲学又是决定性的认识的极大丰富。”
[12]
可以看到，对胡塞尔来说，哲学成为严格科学，其含义在于通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以达到直接的纯粹意识或绝对所与，并以此扬弃数学、物理学等尚停留在间接性的实证科学观念（自然主义观念）。
只有在本质的直观中，哲学才能真正达到属于自己的本质。
与之相对，王星拱等所谓哲学的科学化，则首先意味着哲学向实证科学靠拢。
如果说，胡塞尔试图以现象学克服自然主义（包括实证主义）执着心物之分、外在的经验等趋向，并由此为哲学提供可靠的基础，那么，王星拱则以肯定科学的普遍价值为沟通哲学与科学的前提。
在这方面，王星拱的立场无疑更接近实证主义。
在王星拱那里，哲学的科学化不仅体现于作为整体的哲学，而且展开于哲学的各个分支。
以美学而言，美的探索与科学的实证研究本属不同的领域，但在王星拱那里，美学却被归属于科学：“美学就是研究美术的科学，换一句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美术之普通原理、审美的根据和美术创造者的动机。”
[13]科学总是追求对事物的理性解释，作为科学的一种形态，美学也同样被视为以理解为指向：“它（美学）要把美感从本能感觉的范围之中，升到理解的水平线之上。”
[14]此所谓理解，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对美感作理性的分析。
在这里，哲学的科学化逻辑地引向了美学的科学化。
理论形态的美学与科学既不可分，则作为艺术创造的美术同样难以与科学脱钩。
王星拱往往将美术家比作工程师，“美术家必须了解美学，就同工程师必须了解物理学一般”
[15]。
在美的创造这一层面，科学的作用体现于各个方面；它可以给艺术创造提供种种的材料，并成为美感（优美及壮美）的源泉：“从物理学里，我们看见各种能力之改换。
从化学里，我们看见各种物质之变化。
从进化论里，我们看见各种生物滋生繁殖，推陈出新，形态蜕幻，种族递嬗。
于是我们更觉得宇宙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如日月之互移，又何曾妨害美术家的玩赏呢？”
同样，雄健、阔大、悠久、秩序等美感，也可以由天文学、地质学、细胞学等科学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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