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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同今文经学,到视经术为治术,“用”
始终是魏源关注的重心。
魏源对西方之器的推重,同样也出于“用”
的考虑,所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
,便将“用”
放在优先的地位。
如前所述,就其要求从文献的考释转向经世治国而言,魏源的思维趋向显然与乾嘉的学术主流(乾嘉的经学研究或考据学)有所不同。
然而,在肯定“技”
与“术”
的作用上,魏源与乾嘉学者又并非彼此隔绝。
如前所述,清代经学的特点,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整理和考释经典;相对于经学义理,这种具体学科(所谓“小学”
等)只具有“技”
的意义,而以这种学科来研究经学,则相应地具有“以技治经”
的意义。
尽管在清代经学中,亦存在形上与形下的交错及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小学(音韵、文字、训诂)等学科毕竟始终没有摆脱“附庸”
的地位;换言之,对经学来说,它始终只是“技”
。
不过,较之以义理的阐发为指归的经学研究,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无疑在“以技治经”
的形式下,将“技”
提到了相当显著的位置。
就“技”
的注重而言,从“以技治经”
到“以技治夷”
,似乎又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
要而言之,作为近代开端时期一种新的观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既体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对东侵的西方势力的态度,亦蕴含了魏源这一代对科学的理解。
这种理解固然有别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西学由“技”
到“学”
的进展,但却与清代以技治经的传统前后相承。
作为今文经学者,魏源的学术立场诚然不同于趋向于实证化的清代经学,但在肯定与强调“技”
这一点上,魏源等与清代的主流学术又呈现相近的倾向。
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演化,既与西学的东渐相联系,又有其传统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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