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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用”
所强调的，是“器”
对富国强兵的作用，这里首先肯定了器的价值。
相对于“君子不器”
的传统，这无疑是一种视域的转换，它在某种意义似乎回到了明清之际王徵辈的思路。
当然，历史固然常常会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其深层的内涵却又并非总是前后雷同。
明清之际，王徵辈之推重泰西之学，较多地根源于修历、治河等实际需要；相形之下，面对西方的东侵之势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魏源往往一再地将西方之器的肯定，与“制夷”
联系起来。
在《海国图志叙》中，魏源曾对何以编此书的缘由作了如下说明：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7]
制夷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外患突出的时期，一再地可以看到类似的主张。
然而，师夷之长技的提法却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与魏源同时代的林则徐，也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主张“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8]，魏源的如上提法与之前后相承。
尽管这里依然渗入夷夏之辨，但此所谓“夷”
，已不再被视为传统的化外之民，而是与某种域外文明相联系。
不难看出，当林则徐、魏源从“技”
这一层面来看待外“夷”
时，西方的文明首先被赋予一种技术的品格，而所谓“技”
又主要体现于具体的“器”
。
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具体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9]事实上，魏源的同时代人及后继者，往往更简约地将夷之所长概括为“坚船利炮”
。
可以看到，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价值开始得到了某种肯定；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又主要被限定于技与器之域。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西方近代文明无疑包括西学，而西学则与近代科学很难分离。
就科学而言，较之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方法，等等，“技”
与“器”
显然具有较为外在的性质。
相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由泰西之器进而追求泰西之学，魏源辈对西学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面。
这一现象表明，中西文化经历了由接触而隔绝的历史转换之后，在其重新相遇之初，对科学的理解似乎又戏剧般地回到了出发点。
魏源对西方文明的如上理解，一开始便以“用”
的注重为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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