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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是“诗三百”
的“机枢”
，具有决定一首诗的风味和气氛的功能。
而诗歌这种不可言传的风味和气氛，“其实也就是诗所流露的精神或情绪的‘感动’”
[74]。
陈世骧认为“兴”
的功用直接指明了抒情，而非间接地辗转托意，《毛传》的作者受礼教美刺传统的限制，无从更深一层地探讨“兴”
在《诗经》里的功能。
因为无法从礼教美刺的传统束缚中挣脱开来，他们对于“兴”
句的注意更多是因为“通过伦理学的考察发现了这种句式，而不是以诗学的方法（即一诗中所显露的结构、感觉和心理变迁等现象）来发现”
[75]。
这直接造成古代的“美刺”
理论完全不顾及《诗经》作品与古代舞乐的关系，“错以为周朝社会果然到处充满了崇高的礼教标准，而当时的诗人也到处体察，发而为诗来表达理想。
这一群批评学者乃继续其对古代黄金世纪的道德和智慧做不断的礼赞”
[76]。
陈世骧批评“传统的诗评学往往故弄玄虚”
[77]的理论取向，认为这种取向体现在对于“兴”
的理解上，不是太拘泥，就是太粗浅。
因为“‘兴’的形成本来依藉的是新鲜原始世界的因素……在那种世界里，初民的敏感自然觉得他们‘兴高采烈’的言语必定和音乐舞蹈不可分离，而且他们对于现世万物的观察力灵捷异常，向活泼的思想和感受并行成长的方向辐射。
当前的事物即融入一套和谐的韵律和适当的节奏，如此以表达他们圆觉的思想和感受”
。
“兴义显然还保持它名实相符的原始性格，周人使用这个精神的产物来表达他们高度文明下高度自觉的艺术。”
[78]在陈世骧那里，“兴”
作为《诗经》文类最主要的特征，已经超越了一般诗歌技法的意义，上升为中国抒情诗创作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可以肯定地说，陈世骧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诗歌创作主体所反射和反省的客观环境。
可惜的是，陈世骧不久后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未能来得及做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工作，其所树立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框架未能完整展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陈世骧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建构的开拓者，他的贡献尤其表现在对“诗”
“志”
“兴”
这几个中国诗学观念的考订，并将之视为中国文学的最初的源头。
他利用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对部分《诗经》作品的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当然，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为后来的学者有所指出。
首先，由于过于强调中西文论和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差异，他将中国的抒情特征做了可疑的放大，并将之置于中国文学的核心位置，以致忽视了许多对中国诗学之确立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是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其次，陈世骧认为，如果将中国诗学只言片语蕴含精义的特点和西方充分推演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中国的传统诗学就一定能够发扬光大，为外界所接触和了解。
然而由于新批评方法本身存在的一些局限，他的论述常常会显示出捉襟见肘的弊病。
陈世骧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开拓启发了高友工等人对中国抒情传统整体架构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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