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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与第一阶段所说的宇宙观有所区别，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刘若愚把这几个经验层次根据其发生的次序依次概括为：
研究阶段：作家累积知识和研阅经验。
这是指理性层次的经验以及写作的长期准备。
交互阶段：外物刺激作家的感官，作家以情感反映。
这是指感性、情绪层次的经验，以及写作前的时候。
感受阶段：作家保持心灵虚静，以便感受宇宙之道。
这是指静态的直觉，以及写作瞬间之前的时候。
投射阶段：作家将本身的感情投射到外物。
这是指动态的直觉，以及写作瞬间之前或写作过程中的时候。
创造阶段：作家创造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想象事物。
这也是指动态的直觉，以及写作的时候。
[19]
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刘若愚看似试图拉近中国形上理论和西方模仿论之间的距离，然而，实际上认为中国文论对“道”
“性”
等形上范畴的理解和对现实的经验性模仿与反映并不矛盾。
“因为一个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事于对事物理性的研究以及对事物的情绪反应，然后，就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心灵除去平时的关注，以便准备与‘自然’发生直接的交会，以及准备创造活动。”
[20]因而在下一个层次上，中国的审美经验也有与西方相同之处。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语际批评家，刘若愚并没有局限在自己所设定的中国传统文论形而上的宇宙论框架之内。
早在1972年的文章《中国诗中的时、空与自我》（Time，SpadSelfiry）[21]中，他即以陶渊明、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崔颢、王维、韩愈、苏轼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为例，从时间、空间以及自我之间的关联性的角度较为深入地解读了中国古代诗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角度非常新颖。
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关注了刘若愚的《中国诗学》（TheArtofesePoetry）、《中国文学理论》等理论著作，除徐志啸在《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特点评析》[22]中对《中国诗中的时、空与自我》一文有所描述以外，这篇文章被国内很多学者忽略。
我们认为，刘若愚在《中国诗中的时、空与自我》一文中比较好地把作为形而上的宇宙（道）转换成中国诗歌中对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意识的理解，将中西诗学对比中那种形而上的再现转化为现实功能和作用的理解，较好地实现了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之描写对象（“世界”
）由抽象之“宇宙（道）”
向现实世界维度的转换，从而也使其理论中形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矛盾问题有所缓解。
在这篇长达19页的论文中，刘若愚明确指出他不是想从哲学的角度，而是基于文学是语言结构和艺术功能相互重叠的观念，来研究中国诗学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的问题。
他认为，文学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是作家通过创造引发向现实的延伸；从读者的角度来讲，则是对于想象世界的再度创造。
因为想象的世界存在于想象性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准确理解诗歌作品必须介入诗人写作时的现实时间和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所呈现的世界。
[23]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具体的文论操作的层面上，刘若愚并不是走着和西方文艺理论完全相异的路径，而是采用了类似于艾布拉姆斯的关于世界的理解，但是他从时间、空间以及自我三个角度，对诗人写作时的世界和写成后的世界做了具体性的理解，由此又显示出其与西方理论的区别。
这篇文章里，刘若愚很少使用其他文章广泛采用的“道”
等形上概念，而是广泛深入地进入了最具有现实性和经验性特征的“时间”
“空间”
以及“自我”
的讨论。
这篇文章的写作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出版，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来看，刘若愚应当是先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学现实时空反映的观念，然后才逐渐进入对中国诗学形上问题的理解的，因此对该文的解析也将十分有助于对其形上论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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