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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纵观刘若愚的理论脉络，他基本是把模仿等同于再现这一概念来使用的。
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模仿还是再现，注意力都“集中在宇宙与作家之间的关系”
。
刘若愚的重心不在于区别西方的模仿和再现，而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厘清中西“再现”
理论间的逻辑差异。
在刘若愚眼中，西方的客体认识理论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论，源于对“超越”
的模仿，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而东方的客体认识源自天人合一哲学状态下的宇宙模拟，并表现为一种自然的显现。
由此可见，东西方关于客体认识的差异是由主体与宇宙（或世界）之间不同关系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了证实中国文论源于对宇宙论的思考，刘若愚追溯了其形成的过程。
他认为，《易经·贲卦》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将“天文”
（figurationsofheaven）和“人文”
（figurationofman）作为模拟的对象，分别指天体和人文制度，而此一类比后来被应用到自然现象与文学，被认为是“道”
的两种平行的显示。
另一个例子是《革卦》中的《象传》，他认为“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本身即可被视为目的在于显露宇宙之道。
从这种理念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乐记》“乐者天地之和”
说明音乐是用以反映天地之和谐；《纬书》的“诗者天地之心”
所涉及的大宇宙、小宇宙、阴阳五行以及星辰征兆等，已经成为一种模拟的传统，并为后世的诗人所继承。
刘若愚接下来分别列举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阮瑀、应珣、挚虞、陆机、刘勰、萧统、萧纲、谢榛以及王夫之的相关主张，认为后世的中国文学理论，无论是阮瑀《文质论》所言的“盖闻明而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着地，可见而易制”
，还是应珣的“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
，都是一种诉之于宇宙哲学的模拟。
刘若愚认为，虽然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中的“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和陆机《文赋》末段所言“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固，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
，都提到了文学的实际功用问题，但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对于宇宙原理的显现，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特有的哲学宇宙论是中国文论产生的基本立足点。
但“模拟”
道也好，“反映”
或“呈现”
道也好，指向的都不是西方文论中那个超自然的理式，而是涵容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宇宙规则，并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当然，“文学的形上概念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表现得最为透彻”
[12]。
同样，刘勰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自然与人“文”
之间关系做出最为详尽阐述的理论家。
这点，首先便体现在刘勰着重阐述了人“文”
源自宇宙之始的观念。
将《易卦》作为对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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